潘懋元教授谈我我三十年的研究生教育.docVIP

潘懋元教授谈我我三十年的研究生教育 　　记者：潘先生，您好!厦门大学三十年前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您就是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其后，您又一直担任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学术团队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和已取得的一些成果? 　　潘教授：中国传统纪年，以三十年为一世，“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回顾一个世代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理解一些问题，坚定发展信心。作为走过研究生教育整个世代全程的过来人。正好借建院三十周年纪念的机会，谈一下三十年亲身体验的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有关情况。 　　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教育研究院是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构建的，建所之初，曾制定了一个粗线条的发展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历史与现实问题，培养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战略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创建高等教育学科为基本任务。1984年高等教育学被确认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公开出版，教育部批准正式建所并下达编制指标，为开展研究生教育做好了准备。第二阶段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任务，围绕课程建设，拓展研究领域。到1991－1992年间，厦大教育研究院已培养了七届硕士毕业生和第一届博士生毕业，主持了全国首届比较高等教育和首届高等教育史学术会议，初步形成学科群，并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点。第三阶段的任务，是在较高水平上，进行教学、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建成名副其实的全国高等教育重点学科点。在这期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先后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有一篇博士论文进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行列，多篇博士论文被高教学会评为一等奖，多次为教育部和地方提供咨询服务等等，这些证明其在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上达到较高水平。 　　厦大教育研究院第四个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应当是进一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部分，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三十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厦大教育研究院本身在国际化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前后邀请了几十位国外专家讲学，聘请了五位国外兼职教授，接待了多批国外学者和研究生的学术访问，举办了多届国际学术会议，与欧洲几个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教师轮流出国考察、进修或参加会议，和日本、荷兰等国的研究机构合作培养博士生，开出多门双语课程……等等。但是，总的说，接纳多而输出少，在国外影响甚微。国际化的意义在学术交流，既要有所接纳，也应有所贡献。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以其“学科建制”为特色，这一特色已为国外一些同行专家所认识。因此，进一步国际化的着重点，应当是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及其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平台上，有中国的话语权，扩大和提高国际影响的力度。 　　记者：潘教授，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研究生培养工作? 　　潘教授：如你所知，文革之后，研究生教育刚恢复的时候，我就从事研究生的管理工作。我当时担任管理教学与科研的副校长兼教务处长，那时还没有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工作是由教务处负责的，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卸任。后来我又当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的成员和召集人。至于培养研究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1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之后的二十多年，直到现在，我都在培养研究生。 　　记者：您能否简要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情况? 　　潘教授：“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研究生教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1978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将1977年和1978年两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合并，共招收10708人，我国研究生招生首次突破万人规模。此后，教育部又召开高校研究生工作座谈会，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招生条件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研究生培养目标是造就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才队伍和高校师资的后备军：还提出研究生教育要与学位制度结合。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一大举措，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学术水平的提高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带有“文革”时的印迹，当然这是刚刚在恢复和重建阶段。 　　1981年，国务院批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法规体系，研究生教育步入了正规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研究生招生数量不断扩大。但研究生培养规格单一，忽视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和培养研究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这在研究生教育恢复初期，研究生数量不多，只为科研机构和大学培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情况下，问题不大。到了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