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平均衡的分利秩序及村庄治理.docVIP

低水平均衡的分利秩序及村庄治理 　　　　一、低水平均衡的分利秩序 　　( 一) 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府与村庄关系 　　税费时代，乡镇和村集体因为有“三提五统”等共同财源利益，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乡镇用各种形式支持村干部收取税费，并按比例回馈一定收益，甚至默许村干部使用不正当手段收取税费或是借收取税费之机谋取不正当利益，乡村之间正常的工作对接关系很多时候异化为合谋从村庄中过度提取利益。税费改革后，财政从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没有了共同利益，乡镇和村集体从“利益共同体”走向相互分离。周飞舟认为，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由税费时代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基层政府变为与农民联系松散的“悬浮型”政权。 　　贺雪峰进一步细化了研究，描述了乡村治理的完整图景: 乡镇政府正在退出农村、村两委无所作为、村民小组已经散掉、传统的血缘性认同单位衰落、“钉子户”越来越多、灰黑势力快速成长、村民原子化。 　　以上图景说明，后税费时代，基层政府离开村庄，而村庄内部，村两委也在离开村民。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 税费改革后，由于财力等各种资源的减少，乡一级和村一级的治理权力不断缩小，同时，由于上级政府“一刀切”式的、只看事件剧烈程度不看事件性质和来龙去脉的问责方式，乡一级和村一级主观方面愿意承担的治理责任也在不断缩小，乡村政权以“不出事”的逻辑应对上级维稳考核，在村庄治理中消极应付，因为“怕出事”而不愿提供物质性( 如水利和生产) 或非物质性( 如纠纷和文化活动) 的村庄公共服务，也就是“不做事”。少有村干部愿意去且有能力压制“一事一议”中的不合作者或水利合作中的“搭便车者”，村民只能默默忍受村庄公共设施的破败和生产生活的不便，而村干部则埋头于填写表格和文档，完成“形式”上的工作。 　　以上是资源匮乏型村庄的治理图景，后税费时代还有相当数量的村庄正在快速集聚资源。税费时代，村庄不断向外输出资源，后税费时代，村庄不断增加资源。村庄增加资源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项目资源进入村庄，一种是村庄既有存量( 如矿产、土地) 资源增值。 　　村庄资源增多，村庄分利秩序也在形成，基层政府和村干部重新结成“共同体”，但村民仍游离于村庄政治之外。项目下乡，很容易在实践中变为地方官员、村干部和有势力的村民共同截取政府项目资源的大头，村民缺失项目供给的知情权，但由于项目资源是纯粹地输入而不从村民处提取，村民轻易不会对抗已形成的分利秩序，村庄治理出现低水平均衡。村庄既有存量增值的状况更为复杂，特别是土地资源增值。土地资源增值，往往并非是村庄自身努力所导致，而是与基层政府拓展开发范围有关。一方面，村庄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由于进入政府开发范围而增值，一方面，政府将征收走相当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土地开发型村庄既不是完全的资源提取，也不是完全的资源输入，缴纳农业税费属于完全的资源提取，项目下乡属于完全的资源输入，而土地开发，在提取村民实体性物质( 土地和房屋)的同时，也同时以数倍于农业用途和居家用途的数额对土地和房屋进行补偿，土地和房屋通过征收达成了货币变现。 　　遭遇土地开发的村庄，面临的难题是，怎么在村干部治权和治责下降、也就是在“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大环境下，仍然要“做事”: 配合政府在村庄中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完成征地拆迁工作，最难办的是消除不配合工作的“钉子户”。消除“钉子户”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 1) 以暴力进行威逼，即通过语言暴力、身体暴力进行实质性的伤害或是心理上的威胁，在全国各地的征地拆迁事件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暴力经常导致针锋相对的暴力和抗议; ( 2) 通过私人关系劝说，这种柔性的做工作方式，显然降低了“不出事”的几率，因此“搞关系”往往成为村干部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的首选方式; ( 3) 尽量减少利益接触。前两种方式针对的是拔掉“钉子户”，而这种方式则根本不给“钉子户”冒出来的机会，减少利益接触，就不会有利益冲突，也就不会有“钉子户”。这是“不出事”几率最低的工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在土地开发型村庄中实现低水平均衡的分利秩序。这种分利秩序，低度均衡且低度稳定，征地拆迁本该有各个主体大量的利益接触，通过这种方式却硬是将利益接触的频次压制了下去。征地拆迁有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反而不正常，表面上没有矛盾，却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总之，在消极的“不出事”的逻辑之下，无论是没有资源的村庄，还是有资源的村庄，村庄治理都有往低水平均衡方向发展的趋势，即有潜在问题时装聋作哑得过且过、问题暴露出来时用各种手段“捂盖子”。资源匮乏型村庄，没有利益激发村庄政治运行，最容易实现低水平均衡方; 项目资源型村庄，项目利益并不从村民处提取，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也较容易实现“静悄悄”地获取利益; 既有资源增值型村庄，有大量政府和村民之间、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民之间的利益触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