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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保证期间最高上限问题的研究 　　摘要：保证期间决定保证人的责任存在与否，对债权人和保证人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对约定保证期间的上限进行适当限制，规定不超过2年的约定保证期间上限，符合保护保证人利益、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立法思想，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有利于避免法律适用的冲突，对保证期间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上限；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识码：B 　　 　　 保证期间指保证人“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保证期间决定着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存在与否，对保证人和债权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包括约定期间和法定期间。法定期间是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由法律规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届期之日起6个月，而约定期间由当事人约定。对于是否应该对约定保证期间的上限进行适当限制，争论激烈。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对约定保证期间上限做出规定，反对者则认为保证期间在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例上存在完全意思自治说和利益平衡说两种观点。德国、法国等以及英美法系属于意思自治说，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采利益衡量说，具体又分为“约定期间加催告期间”和“约定期间加法定期间”两种模式。两者相比较，后者的强度大于前者。我国采取的利益衡量说中的“约定期间加法定期间”模式，已经充分的考虑了对保证人利益的保护和衡量，如果再规定约定保证期间的上限，不仅过多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违反私法自治原则；同时使债权人处于过于不利地位，也不利于债权的实现与保护。 　　 一、反对说之检讨 　　1.约定期间上限符合立法指导思想。反对者认为约定保证期间上限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违反，但规定约定期间上限是符合立法指导思想的。关于保证期间，立法指导思想上存在不同主张，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意思自治说，该说认为保证期间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协议决定，其性质上只能是约定期间，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且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法律不得进行干涉。在当事人未约定时，视为当事人约定一直随主债务存在。大陆法系的法国等属于此类，英美法系则更是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自然应当遵循私法自治原则，但考虑到保证人单务、无偿的特殊性，要对保证人进行适当保护，避免其过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债权人也应当积极行使权利，如果任由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无疑加重保证人的负担，也违背公平和诚信原则。因此，应当对债权人进行必要的限制，以衡平当事人利益。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又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的立法方式。一种是赋予保证人以催告权：即主债务届期后，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保证人可以请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先向主债务人催告，如债权人过期而未催告，不得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约定期间和催告期间。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此种立法模式。另一种是当事人有约定时依照约定，在当事人未约定时，则由法律规定，适用法定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期间内，当事人如果未主张权利，那么保证人免责。意大利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等采取此种立法模式，我国也是采取约定期间和法定期间相结合的模式，可见我国担保法在保证期间上采取的是衡平双方利益的立法指导思想。规定约定保证期间的最高上限是完全符合这一立法指导思想的，如果约定过长保证期间则违反保证期间的立法宗旨。法律设定保证期间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减轻保证人因为保证的单务、无偿，无债务之责任等特性所处的不利地位。在通常情况下权利人都应当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法律不保护对自己权利漠不关心的人。在保证中，由于其特殊性，债权人更不得怠于行使权利，设置保证期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保证期间进一步发挥对债权人的抑制作用和对于保证人利益的保护作用，这从立法所规定的法定保证期间要短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可以得到明证。如果允许约定保证期间过长，其实就是对债权人的纵容，是对上述基本法理的违反。 　　2.约定过长的保证期间对债权人并非完全有利。反对者称规定期间上限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担保法不应当过分保护保证人而忽视债权人的利益。约定保证期间过长无疑对保证人不利，加重了保证人的负担，但过长保证期间的约定在实践中对债权人也未必有利。实质上保证期间也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它促使债权人及时向债务人行使权利，避免可能因债务人财产状况恶化而影响到债权的实现。债权担保包括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两者相较，物的担保由于具有确定性而对债权人更有利，然而现代社会“担保物权之实现，不仅费时费力，使债权人所提供之融资，无从尽速收回，资金之运转，陷于迟滞”，“况且担保物之交换价值常因社会经济状况之变迁而有增减”，如果担保物价值降低，债权人自然无法以担保物完全清偿债权。物的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