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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的改革告别土豪的模式 　　当下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大多纠缠于某些技术性环节，如经费如何使用与监管，怎样吸引人才等微观层面，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从全局来讲，这类研究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陷阱中，为了局部的优化而牺牲了整体的改进，这是短视的行为，只有整体的改革才有期望的未来。 　　明确科技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宏观性问题是什么？这是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纲领性问题。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确立合理科技发展目标的体制建设问题；其次，寻找一种能够有效合理配置各种科技资源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三，结构运行的规则问题，即满足群体的公平正义原则与资源的最优效率原则。 　　确立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这是整个科技活动中居于头等重要的事项。因为一旦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确立，就意味着各种科技资源会随之跟进，然后科技共同体就被引领到这个既定的方向上去，毕竟这是大科学时代的特点：紧跟经费的指挥棒起舞。如果战略目标选择失误，那么其后果不言自明。那么是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去想，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然而它却是最重要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时，首先是通过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交最初的研究报告，然后由总统签署、议会通过后才得以确立的。而我们则选调几十名部级官员再装饰性地加入几个学者，就构成了战略目标编写人员的框架，然后编写报告，上报国务院，由此就决定了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战略。这个环节的对比很耐人寻味：美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是经由科学家们充分调研与分析产生的，受权力的干扰比较少；而我们的决策模式则基本上是权力决策模式，领导的偏好对于战略目标的选择有最直接的影响，这种差异的后果影响深远，即少数人的智慧与多数人的智慧的区别。所谓决策的民主化，其实质就在于摆脱或最大程度上减少权力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笔者以前曾撰文，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初衷也在于此。 　　下面还需清理一个认识误区，即顶层设计。近来国内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又一次开始迷信顶层设计理念。其实，所谓的顶层设计理念是精英治国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可以想想为何欧美发达国家不提倡顶层设计？如果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想是没有人会去拒绝的。从历史上看，源自柏拉图的精英论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人类普遍处于蒙昧状态的背景下，精英们具有超越常人的知识与远见，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快速提升，精英与常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在快速缩小，此时精英论的作用也就随之降低。再加上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各行各业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此时，精英也开始出现分工，按照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类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他们分别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此时需要按照分工原则，各司其责，这样才能造成各领域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化程度不高，制度切割不明确，那么就会形成某些领域被其他领域的精英垄断，然后这些具有高兑换率的资本（精英）就会向其他领域扩展，完全无视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祉的降低。很遗憾，当下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官本位现象仍然是人们行动的金律，权力精英具有最高的资本兑换率，从而可以轻松突破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与隔离作用，造成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各类高官可以轻松地到大学或企业谋得一个职位，反之，一个大学教授无论怎样努力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高官，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基于这个道理，不难发现美国在科技战略目标的设定上采用的是学术精英为主，政治精英为辅的模式，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精英的比较优势；我们采用的则是政治精英为主，学术精英为辅的模式，加上中国民主化程度不够，学术精英根本没有能力制约政治精英的草率决策，导致决策完全落入政治精英主导的模式。遗憾的是，政治精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政治资本，而非学术资本，这种诡异的决策结构，导致中国的决策总是处于次优状态。决策上就落后一步，余下的路程去追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见到一个文献，那里说中国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正是由于科技共同体的勤奋弥补了决策上的先天不足，造就了中国科技界非常繁荣的表象，但是底层的纠偏能力毕竟有限，这就是困扰中国科技界的老问题。因此，我们更愿意提出“中层设计”理念，这样便于把上下层的偏好进行很好的沟通与整合，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目标确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以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就是科技体制的结构问题。不同的结构安排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与绩效，这点应该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做个简单类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的土地和人力，其产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出具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结构安排让资源要素实现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调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积极性，也创造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