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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缺口问题的研究述评 　　［摘要］对税收流失的治理是提高税收收入的重要保证。税收缺口反映了税收流失的相对规模。从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结果看，地下经济、纳税习俗及征管效率对税收缺口的大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的税收流失与这三个因素都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三个因素对我国税收缺口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税收缺口；地下经济；纳税习俗；征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80-04 　　 　　 　　一、地下经济与税收缺口现代西方文献研究税收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通过分析地下经济规模及其影响因素来考察一国税收缺口的大小。地下经济的规模与制度性基础设施直接相关。一国制度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政府管制强度、法律制定与实施体系、司法独立程度、有效税率的大小、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提供及产权的有效保护等。西方文献在研究制度性基础设施质量与地下经济规模间关系时，常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代表要素是政府管制。从西方有关地下经济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一般认为政府管制程度越高，其地下经济规模就越大，税收缺口也越大；反之亦然。即政府过度管制现象存在时，地下经济规模与官方经济规模间呈现出一种替代性关系,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Levenson和Maloney、Johnson等。 　　Levenson和Maloney［1］构建了一个关于异质企业家自我选择模型来说明地下经济规模的动态变化，并以墨西哥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在这一模型中，地下经济规模由所有企业家的自我选择行为内生决定。企业家对自身经营能力都有明确认知。在官方经济中，他们可以享受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好处，但也必须承担政府管制所带来的遵从成本；在地下经济中，他们虽然无法享受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好处，但摆脱了政府过度管制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在官方经济还是地下经济中，企业家所面临的得与失都是动态变化的。企业家们的经营能力不同，当小规模企业发展壮大时，为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它很可能会选择“浮出水面”，加入官方经济；当企业经营不善，财务窘迫时，为逃避更多的遵从成本，它很可能会选择“潜入水下”，加入地下经济。当管制程度加强时，从总体看，加入地下经济的企业会多于加入官方经济的企业，地下经济规模就会扩大，税收缺口也越大。 　　Johnson等［2］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政府管制强度对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充分就业模型来说明政府管制与地下经济规模间的关系。在这一模型中，正规部门中经济活动的政治化意味着政府管制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或政府官员对企业拥有了更强的控制权。这些控制权主要包括对私营企业的管制权力、设置某一行业进入壁垒的权力、控制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或固定资产使用的权力、对企业所缴税收数额或期限的决定权、企业违反法律时对企业的检查或关闭权、对国际贸 　　［收稿日期］2011-11-24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西南财经大学“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公共品理论与公共财政建设”及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1YJC790203）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伦伦（1977-），男，山西运城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朱妃（1989-），女，湖南娄底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硕士研究生。 　　易或外汇交易的控制权，甚至在某些情形下直接对产品的定价权等。当处于官方经济中的企业已实现利润或潜在利润被管制之手攫取时，企业家们除了有意降低发展速度外，另外一条可选择路径就是走入地下经济，以规避这只“攫取之手”。这样，非正规部门或地下经济规模就会扩大。Johnson等人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的1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政府管制的加强会促进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当他们所研究的样本扩大为39个国家时，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应该指出的是，制度性基础设施的代表要素不同，其对地下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可能相反。Friedman 等［3］对69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回归的实证分析发现，与Schneider 和 Enste［4］等人的预期相反，直接税税率与地下经济规模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即较高的直接税税率与较小的地下经济规模相对应。但过度的政府管制与地下经济规模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较高程度的政府管制与较高的地下经济规模相对应。上述实证结果意味着官方经济中企业转入地下经济并不是因为较高的税率，而主要是为了规避过度的政府管制。Friedman等人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较高税率可以筹集较高的税收收入，政府据此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以此吸引更多企业和个人转出地下经济，从而形成“高税率、高税收、高公共服务和小规模地下经济”的良性均衡；但低税率国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