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新闻传播与舆情应对能力的相对滞后及对策..docVIP

央企新闻传播与舆情应对能力的相对滞后及对策 舆论环境关乎企业公共形象与长远发展，对于承担重要 社会责任的央企而言更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央企却屡屡成 为国内外舆论争议的对象，有人甚至认为“央企在面对舆情 时是弱势群体”。那么对于这类情况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如 何提升传播者的素质与冲力？ 尽管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涉及 央企的负面舆论却接连不断，央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容 乐观。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无奈地说，为什么国企无论搞 得好或不好，都要挨骂？ 事实上，从一些涉及央企的负面舆论中可以看出，舆论 对央企的很多批评指责属于不了解内情或过分夸大的“误 伤”。公众对央企已经形成了某种负面的“刻板印象”，甚至 在未了解事实真相之前就认定央企为负面舆情事件中的责 任方。这种状况极大地考验着央企自身的舆情应对能力。 央企新闻本传播与舆情应对四大症结 症结一：“仇官仇富”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使央企动辄 得咎。 作为掌握着巨量资源、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央企，其 一举一动不仅被社会公众高度关注，也极为容易在舆情事件 中被贴上“官”和“富”的标签而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案 例屡见不鲜，如中石化广东公司被曝“天价酒”事件，中海 油被曝人均38万元年薪，中石油被爆为员工低价团购住房 即使一些话题不直接涉官涉富，央企也难以避免被贴上 这个标签遭受舆论指责。例如，微信收费本来只是一个利益 再分配的商业话题，但在舆论场中却演变成央企滥用垄断地 位的社会话题，中国移动饱受舆论质疑。 症结二：社交媒体时代央企负面舆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和 不可控性。 传统媒体时代，央企负面舆情事件的来源是确定的，风 险也是可控的。而在“人人都是记者”的社交媒体时代，不 仅负面舆情传播主体多元化，论坛、博客、微博“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且引爆和发酵的风险不可控。在铺天盖地的负 面舆情面前，企业一方面不知道该跟谁打交道，向谁回应、 解释，另一方面，也担心这种回应、解释被断章取义，引发 新一轮的负面舆情。于是，沉默应对加上不当删帖，便是一 种普遍的做法。 例如，XX年2月底香港对内地限购奶粉，蒙牛总裁孙伊 萍4月对此事的评论被断章取义为“香港限购奶粉对内地奶 企是一个机遇”，引发网络的猛烈批评。其实，这个评论的 原文是“一个责任和机遇”，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为迎合刻 板印象的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将“责任”二字抹去。 症结三：个别、局部问题往往危及央企整体形象。 央企往往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覆盖地域广泛，产品与 服务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而网络时代的舆论场是跨 服务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 而网络时代的舆论场是跨 地域的，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和扩散效应，个别的、地方的、 局部的问题往往容易危及企业整体形象，个别央企出现的问 题则容易危及全行业整体形象。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XX年涉及央企的110件负面 舆情事件的梳理，发现多数负面舆情事件主要发生在央企集 旗下的二、三级公司，但“央企集团旗下企业的负面事件， 对央企集团的整体形象同样有较大冲击。”例如，XX年2月， 四川中石化被曝非法放高利贷，大量注资房地产企业。而事 实上，这家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并不是中国石化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而是一家合资企业。此外，少数央企的“垄断” 给整个央企造成“垄断”的恶名和刻板印象。事实上，央企 并非都是垄断企业，竞争性的是大多数。 症结四：央企内部新闻传播资源亟待整合，舆情应对制 度建设相对滞后。 经过几十年改革发展，央企内部一般形成了较齐整的新 闻宣传队伍，从央企总部到各级子、分公司，一般都有相关 的新闻传播管理、协调部门，并形成较为完备的报刊、电视、 网站等内部媒体体系。 但除人员素质和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与专业媒体尚存 差距之外，央企内部新闻传播管理体制不顺成为新闻传播资 源整合的主要制约。具体体现在，央企内部较为充足的新闻 宣传人力却一般都分散在不同部门，如新闻宣传部、信息管 理部及各级子分公司的宣传部、党群部或办公室；部分子分 公司又办有自己的报刊、电视台、网站，工作上各自为阵， 协调与管理上存在一些困难。 与此同时，央企与舆情应对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包括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日常舆情监测与研判、新闻发言人 制度等。这种制度建设滞后具体体现在舆情应对的理念、策 略与技术上。例如，有研究发现大部分央企在负面舆情发生 时，其信息发布渠道以新闻发布会或者媒体采访为主，而较 少使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此外，大部分央企未能有 效地将内宣与外宣相结合，建设自主的、常态化的对外传播 渠道。 对提升央企新闻传播与舆情应对能力的几点建议 1央企领导应当重视新闻传播与舆情应对能力建设 央企的舆情应对能力建设既不能“有病乱投医”，如聘请 公关公司进行不当删帖，也不能当作临时性的、突发性的事 务，“头痛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