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执行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运用之合理性及有限性.docVIP

论民事执行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运用之合理性及有限性 　　摘要：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我们不愿意看到却又时不时要面对的一种情形：进入执行程序后，突然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人间蒸发”了，或转移、低价处分了财产，或通过离婚、析产等成了“穷光蛋”， 这种现象曾令很多胜诉的当事人尴尬不已。尽管对于这些恶意规避执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相关法律规定了对被执行人的惩罚措施[1]，但对申请执行人而言，实实在在地将被执行人财产回归到位进行债务清偿，这才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而相对于法院所能采取的各类执行措施而言，申请执行人在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却是有限的，甚至在相关的执行程序条文中，几乎没有申请执行人可以采取的救济途径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在其他法律规定中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而《合同法》中关于债权人的撤销权制度的规定，也成为了申请执行人运用的“武器”之一。但作为债的保全制度而言，债权人的撤销权由于其法条规定的笼统、适用范围狭窄等原因，使其在执行程序中的运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有限性，本文便在此基础上探讨民事执行中债权人对撤销权的运用现状。 　　一、民事强制执行中债权人撤销权运用的现实需要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作为债的保全的一种，发源于罗马法，又被称为“废罢诉权”。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一书中指出：“如债务人为了要欺骗债权人，将其所有物交付他人，而其物业经总督命令由债权人占有者，债权人得主张撤销交付，并诉请回复该物[2]”。我国真正意义上确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法条规定简单，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重要的应用，因对它对维护交易的公平与自由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近几年来，这一制度在民事强制执行中也越来越为当事人所重视。我们知道 “执行难”一直是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纵观“执行难”背后的原因，有立法层面不完备的先天不足，也有法院自身工作不完善的后天欠缺等问题，然而从社会大环境而言，公民法制观念淡薄、社会诚信机制缺失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执行问题。部分债务人法制观念淡薄，视法律和法院判决书为儿戏，甚至公开肆意对抗法院执行。针对债务人在诉讼阶段或债务产生后通过夫妻离婚、家庭成员析产、恶意交易等将财产权属变更给非当事人从而进行转移、隐匿、处分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执行程序有着其自身的限制性，其不能对实体权利予以处分，法院所能采取的就是对债务人加大惩戒、教育力度，但对权益方的债权人而言，其更希望的是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原本已被“转移”的财产重归债务人名下，进而由法院继续强制执行之。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本意是确保债权的实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持交易的稳定。所以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申请执行人（债权人）拿起了撤销权这把“利器”，通过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来撤销被执行人（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使财产权属重新回归其名下，这对于遏制债务人隐匿资产、逃避债务、规避执行，充分保护债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债权人撤销权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运用的有限性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债权人撤销权运用制度的有限性来自其法条规定的原则性以及与日益复杂的司法实践问题之间的矛盾，由于法条规定简单，使得债权人撤销权适用的范围狭窄，而对诈害行为的认定标准、诈害故意的举证责任的模糊不清，都对司法实践中的该制度的广泛运用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案例：申请执行人翁某与被执行人王某、A公司等五人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判决，由A公司归还申请执行人借款600万元，王某等另外四人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翁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法院发现A公司及另外四人的财产已被其他法院先行查封，但被执行人王某的财产状况却疑点多多，原来在判决生效前的几个月，王某与妻子汤某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中规定了除一套尚有银行抵押的房子归王某所有之外，其他三套房地产都归汤某所有，王某名下也几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此，申请执行人翁某向法院提起了撤销权之诉，要求撤销王某与汤某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部门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翁某的诉求，理由主要包括一离婚协议是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分割达成的一致意见，法院无权强制干涉；二翁某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与汤某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也无法证明汤某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存在主观恶意；三在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翁某的债权是否能够从其他债务人处受偿及受偿金额均无法确定，即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到侵害及受到侵害范围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使债权人的撤销权缺乏相应法律依据。翁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