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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治理新的模式 　　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已逐步认识到政治沟通在网络舆情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早在2008年，互联网已受到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称它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这实际上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表明网络力量已纳入官方视野。执政目标与网络民意之间存在契合点，各级党委政府通过互联网与网民沟通交流已蔚成风气。基于政治沟通的网络舆情工作已成为当前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必然趋势。 　　网络舆情有限治理的基准 　　基于政治沟通的网络舆情工作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主导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变革与创新。它要求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网络舆情表达的本质，清晰界定网络舆情中政府与网民的关系，科学掌握网络舆情工作策略等。 　　充分认识网络舆情表达的合法正当性，把握有限治理的基准。网民基于表达自由，拥有舆情表达的合法正当性。然而同时，网络舆情表达也是一个容易出现政府治理缺失的公共空间，它可能引起公共秩序的紊乱，诱发多数人意见对少数人的暴政，并导致政府在网络语境下的行为失态。因此，实施以政府为主体的网络舆情治理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应明晰其权力运行边界并把握必要限度。要在政府控制和网络舆情表达之间寻求平衡：既通过政府控制，确保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受侵害；又要注意政府的控制活动边界不能无限扩大或任意作为。确立正当治理宗旨，以正义价值引领并协调网络舆情治理中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冲突，实现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法治统一。 　　正确界定网络舆情中政府与网民的关系，尊重网民的主体地位。网络舆情中作为主体的网民和作为客体的政府是对等的。然而，当前的网络舆情工作总体上是政府以一种支配、主宰网民及其舆情表达的方式，试图“控制”、“管理”、“引导”、“监测”或“应对”网络舆情。如果网民在网络舆情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政府缺乏对网民舆情表达的尊重，那么政府再怎么放低身段，网络舆情问题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首先，要从观念上接受网民群体。这样政府才能和网络社会产生互动，和网民形成共鸣。应转变居高临下的表达方式，少说官话、虚话、套话，多用平等亲和的话语；坚持平和理性，正确对待网民意见，包容网民评论。其次，充分认识网民及网络舆情作为公众和民意代表的普遍性。当前我国网民数量达5.9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并不存在“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的现象。网民所表达的网络舆情虽不能等同于全部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但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三，要从根本上纠正视网络舆情为“敌情”的偏见。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的价值和功用，善于从网络舆情中了解民意、汇集民智，使网络成为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政府汲取民间智慧的一个重要平台。 　　坚持标本兼治的网络舆情工作策略，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政府主导下的网络舆情工作采用一种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在舆情产生并形成舆情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再采取措施，如发布信息、引导舆情、平息事件、满足诉求等。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时时陷于网络舆情漩涡，疲于应对，处处被动。为加强网络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各级政府部门大量引进网络舆情监测软件，试图实时监控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实现对复杂舆情的自动识别。然而，过度迷信与依赖技术，将网络舆情应对捆绑在技术之上，缺乏实地调研与第一手材料而过分倚重监测数据，往往阻碍了对网络舆情的真实判断。要消弭网络舆情形成的社会基础，应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政治沟通基础上的网络舆情工作新模式 　　应综合网络舆情与政治沟通的基本要素，构建一种新的工作模式。网络舆情由网民、政府、舆情、媒介等要素构成：网民是网络舆情的主体，它是网络舆情的发生源；政府是网络舆情的客体，它是网络舆情的聚集点；舆情是网民网络表达的表现形态；媒介指舆情表达或传播的载体，即网络。 　　网络舆情形成及政府应对的基本流程是：①某一与政府具有关联性的现实社会事件发生，引起网民关注；②网民借助网络媒介表达社会政治态度，形成网络舆情；③网络舆情广泛传播，指向政府并引起政府关注；④政府实时监测网络舆情，并根据其发展动态，借助网络及其他媒介引导舆情；⑤政府平息网络舆情，同时关注网民动态，做好跟踪反馈工作（参见图1）。 　　政治沟通是由沟通者、接受者、沟通渠道、政治信息等要素构成：沟通者和接受者构成政治沟通的主体，它们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确保政治沟通的最终实现；政治信息是在沟通者和接受者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既包括由沟通者形成的沟通信息，也包括由接受者形成的反馈信息，它们是政治沟通的基本内容；沟通渠道是信息流通的通道，使政治信息得以传播，政治沟通得以形成。 　　政治沟通的基本过程是：①沟通者产生政治沟通需求，并确定接受者；②沟通者将政治沟通需求表达出来，形成沟通信息；③沟通者通过沟通渠道，将沟通信息传递给接受者；④接受者接收沟通信息后，形成反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