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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及其启示 　　摘要：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经历了一个从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再到美国模式的变革。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主体的官办法律教育。该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澎湃的时代浪潮冲击下，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该模式对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建立进行的探索，也给当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留下了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D9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6-0052-05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是伴随着西力的强烈冲击而展开的。正因如此，西方法律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重要参鉴。纵览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这样和那样的西方法律教育的影子，并且交织着异常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剧烈的法律文化冲突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固有的传统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逐渐吸收和融合外域法律教育文化的某些因素，开始了新的法律教育体系的改造和建设的过程。具体落实到官办法律教育上，伴随传统法律教育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其人才培养模式及定位走上了艰难的转型、更新之路。 　　 　　一、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的演化 　　 　　历史进入近代，过去对等的中西文化交流为西方强势文化所打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逼着腐朽的清王朝进行变革，进而实现“世界一体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传统法律教育生存的全面危机。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变革，经历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变迁过程，作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主体的官办法律教育，其人才培养模式随着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自然也不断进行着调整。具体而言，是经历了一个从英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到德国和日本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再转向美国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最早可追溯至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此时的同文馆虽并未开设法律教育专业，国际公法教学也只是作为其所培养的语言翻译人才知识结构的补充，即处于“补不足”的地位。但美国人丁韪良在此讲授的“万国公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的胚胎。从丁韪良接受“国际公法”教习后即入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等课程背景来看，此时同文馆的法律教育无疑是照搬了美国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才真正兴起。此时，清政府因缺乏举办新式法学教育的办学经验，尝试着引进西方不同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其初始阶段因惯性的作用，继续搬用了英美法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创办于1895年的天津中西学堂为例，其在头等学堂中设有律例学，并由留英归国学者伍廷芳任头等学堂总理，美国人丁家立任总教习。丁家立则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设计了头等学堂的学科分类与修业年限。其“在法律学门开设的20个教学科目中，计有自然科学6门，人文和其他社会科学2门，法律科目12门”，“表现出基础宽厚、文理并举、突出英美法系教学的特点”。由于是完全的照搬照套，以至有材料评论其教育说：“除了给学生讲些固定的课本外，就把学生塞到许多案例里”。但此后不久，英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即被效法欧洲大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浪潮所淹没。其间英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虽仍然继续存在，但已严重边缘化。 　　清政府官办的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及各类法政专门学堂的法律教育，因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都纷纷取法德、日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南洋公学的开办者盛宣怀就宣称： 　　“美民主而共和，法民主而专制，其法律议论，判然与中夏殊风。英之宪法，略近尊严，顾国体亦与我不同。……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此时，由于同近代中国国情相类似的日本一跃而起，日本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是成为效仿的主要对象。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明言，“大学分科，俟预备科学生卒业之后再议课程，今略仿日本例”，并以日本大学教育模式为范例，招生对象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毕业生。20世纪初，为适应“新政”急需，伍廷芳和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奏称，“日本变法之初。设速成司法学校，令官绅每日入校数时，专习欧美司法行政之学，昔年在校学员，现居显秩者，颇不乏人”，故“宜略仿其意，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住堂肄习”。由是，京师及各省模仿日本先后建立起了各类法政专门学堂。这些法政专门学堂以成人教育为主，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大学法学教育，成为当时法学教育的主流。可以说，自科举制废除后，“从全国的学部到省和府县级的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