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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国家的头脑-历史论文 智库：国家的头脑 本刊记者 纪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4 月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批示中提出“建设高质量智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服务决策、适度超前”。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此后一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打出智库的名号。人们不禁要问何为智库？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 带着这些问题，《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这位长期供职于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告诉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既是加强与完善决策机制的需要，也是增强软实力的需要。美国在发展智库方面走在了最前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智库还很年轻，差距也较大，我们要迎头赶上，这是时代的要求。 国历人文历史（以下简称 ）： 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有很多方式，智库是其中之一。普遍认为，美国的智库实力最强。据您了解，智库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张沱生（以下简称 ）：“智库”这个词，英文为“Think Tank”，以前也译作“思想库”，现在更多地称之为“智库”。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智库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到二战以后较快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发挥了政府“外脑”的作用。其实，为政府或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那时候叫谋士、幕僚。但是，当代智库已与幕僚、谋士有很大不同，它发挥团队的力量，具有独立性，而旧时的幕僚、谋士多为依附性很强的个人。 如今，美国有近两千个智库。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在美国，智库通常被定义为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纯粹的官方研究机构不被视为智库。某些研究机构与政府有某些联系，为挤进智库圈子，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独立性可以说是美国智库的首要特点。 在美国，智库以多种方式对政府与社会发挥影响力。首先是开展项目研究。各智库每年都会有很多研究项目，选题基本上是自主决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以政策研究报告或学术书籍的方式公开发表，对战略、政策及各种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智库也会承包一些政府课题。在此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但因用的是政府资金，独立性多少要打些折扣。 其次是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召集多少会议。这些研讨会有些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有些是独立的。研讨会召开以后都会形成会议报告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除少数内部报告外，多数公开发表，力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 第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开展咨询，向智库咨询已形成惯例。比如，请不同的智库提出政策建议，货比三家。又如邀请智库人员参加听证会、咨询会，国会请、白宫请、国务院各个部门也请。我认识的许多美国智库专家都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旋转门”，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不断替换角色。“旋转门”的一项基础是美国的两党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智库跟党派有紧密关系。如布鲁金斯学会接近民主党，传统基金会接近共和党。当某党上台执政时，总会有不少支持它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官员，包括担任国安会、国务院的高级职务。而随着执政党的改变，他们又回智库继续做研究，把执政经验带回智库。有些人曾几进几出，但“旋转门”的基础并不限于两党制，官员离职后进智库或大学从事研究，智库专家学者被请到政府任职，实际上是一种更普遍的做法。这一做法在美国长盛不衰，还涉及公务员制度，涉及官员与专家的素质、能力与水平，不具备这些条件，门是旋转不起来的。 Q：除了影响决策，充当政府的“参谋”、“外脑”，美国的智库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的智库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 A：实际上，智库之间的差异化很大，定位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以战略外交类智库为例，开展第二轨道对话也是美国智库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在外交上，当两国关系遇到严重困难，或面临特别棘手的外交事务和敏感问题时，官方即一轨对话常常会陷入停滞或难以作为，这时二轨对话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国智库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并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中美之间，上世纪90 年代末以来，智库间的二轨对话不断发展，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美国的智库。据我所知，对于中美两国间的一些重要的安全对话，如网络安全对话、战略核对话、安全危机管理对话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敏感问题的探讨，二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轨对话由智库出面搭台，组织研讨，具有非正式、非官方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