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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经济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张 璐 摘 要：现目前，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已逐渐被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占据，这一代农民工普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他们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开放活跃的思想，渴望融入城市之中，但由于受到制度限制与文化差距的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重重。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展开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困境 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新涌现出的活跃分子，近年来，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持续增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错输，对新生代农民工做出妥善解决”[1]。表达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富士康悲剧发生后，部分社会学学者联名撰文，要求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重视，呼吁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幸福美好的明天。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在二元结构体制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论是数量还是规模较之前均有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救治以及教育等很难得到保障，他们的地位就如饼干的“夹心层”，不能融入城市主流中，逐渐成为底层群体、弱势群体。 （一）政治参与难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工作性质与本地职工并没有较大区别，但由于其农民身份和农村户籍，导致他们的城市居民身份不被认可，一直以城市边缘群体的身份存在，不知如何表达意愿，也很难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城市社会受到了政治排斥，政治参与的门槛较高，无法享有真正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民在享受选举与被选举权利时，若要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就需回户籍所在地完成登记注册[2]。这就让非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政治参与边缘化特征具体表现在缺乏主人翁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参与渠道单一；参与无组织性，个体较为随意等。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较低的经济水平，且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等普遍不高，经常使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别有所图的人就利用一些非法手段表达他们的利益需求，使得他们的合法行为逐渐变为非法，导致其边缘化生存状态进一步加剧。 （二）经济融入难 因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存在，以及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等无法达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上遇到很大困难，大多只能从次属的劳动力获得机会，在城镇就业辛苦，且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劳动报酬权缺乏保障，经常发生欠薪现象；其次是工作条件差，无法享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再次是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没有得到休息休假权；最后是缺乏社会保障，就业权利与公共就业服务不平等。农民工经济融入低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到位等待遇问题上。特别是住房处于“无管制”状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居住在条件恶劣的工棚中。在一些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的社区，社区本地居民的收入与职业层次普遍不高，同城市主流社会相距甚远。因而，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贫困区位化，让城市外来人口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也使农民工和本地市民之间缺乏交流沟通机会，造成农民工融入主流社会受阻。 （三）社会保障难 由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身份上的差别，因而他们在工伤、失业、医疗以及教育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权益受损的事件、案件等层出不穷。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大多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已经出台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但农民工并不在其规定的养老、失业保险非征缴范围内，其社会保障工作没有法律依据与保障，以至于侵害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3]。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与养老保险的人数较之前明显降低，特别是在医疗保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偏小，大多不超过30岁，对大病住院等保险没有较多的需求，加之其工作流动性较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也有所影响，因而，造成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不高，新生代的女农民工不能享有生育保险。另外，农民工和其子女的发展教育也无法得到保障，社会、政策等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校舍等支持较少，学校开办举步维艰。且针对农民工的专门性培训更是极度缺乏，教育培训质量也是有高有低，大多培训机构只收取培训费用，而没有关注成效。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二元户籍制度无疑是他们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就如一个坚硬的壁垒，让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