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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东北庚子鼠疫的研究之扫描 　　鼠疫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瘟疫之一。它是由鼠疫球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先在鼠类或者其他啮齿动物之间流行，借骚类为媒介传染给人，现在已经被中国列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在近代中国众多灾疫中十分突出，其中影响力首屈一指。尤其是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庚子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笔者以近十年间研究关于东北庚子鼠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综而述之。 　　（一）疫源研究 　　了解鼠疫源头对于防疫和治疗受害群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十年间，对于疫源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早在90年代，郭蕴深已经提出鼠疫首先在俄国西伯利亚的斯列坚斯克发生，并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由俄国传入中国满洲里。管书合在《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文》一文就疫起满洲里和鼠疫与旱獭通过以往很少利用的史料进行了进一步讨论。管提出当时地方政府报告与全绍清（赴满洲里进行调查医学专家）报告就发疫时间上相差十五天的几个因素。文中最后就鼠疫源于旱獭这一论断经过“伍连德研究认定后，基本上成为不争的定论。”不过伍连德持这一论断，搜集了何种证据以及为何没在其著作中加以说明，今天也已很难查证了。李皓进一步指出疫源是蒙古高原旱獭传染给人，而后在人间迅速传播。 　　（二）鼠疫的应对 　　鼠疫带来的巨大灾难，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应急措施，来减少、预防和消灭鼠疫。焦润明认为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对于当今仍有重要影响。丁美艳指出应对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难，清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法规建设，数量众多、类型全面、内容广泛的防疫法规纷纷出台，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也在此期间诞生。梅爽从东北鼠疫期间谣言的角度，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对东北鼠疫进行专题研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扩散依赖于传染源和易感者的接触，其流行强度与接触的频度密切相关。因此降低鼠与人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机会减少，可以削弱动物源性疾病的流行强度。杜丽红探讨清廷于铁、水、海路实行交通遮断来限制苦工流动，以此来防治鼠疫扩散；与此同时页展现了中央、地方各势力之间合作与斗争。对于东北鼠疫的防治工作，不得不提及伍连德博士。伍连德作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学界和传媒界对于伍连德的关注度比较高，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有关“伍连德”词条结果达223条。林宇梅在《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一文中详细阐释了伍连德的在东北防治鼠疫期间的行为轨迹。伍连德在东北倡设防疫机构，制定卫生法规兴办医学院，创建传染病院力促收回海港检疫主权，他创建的东北防疫处成为公认的中国建立现代防疫制度的标志。 　　（三）防止鼠疫期间的国际关系研究 　　作为帝国主义各国争斗之焦点――中国东北，于防治鼠疫期间各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俄将在于东北防疫活动作为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最佳时机，美国则把鼠疫看作是胁迫清政府在币制改革和湖广借款签字的天赐良机。胡成著《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一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当时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脉络中，并试图以普通民众的感受中呈现国家权力乡下延伸。中国政府在面临检疫防疫等问题时，反应迟缓，缺乏相应组织机构和行政理念，不得不移交给外务部直接处理。马跃在《清朝末年东北鼠疫中的美国作用探析》一文详述了美国在防疫期间的作用，并解释了美国作用凸显的原因。美国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李丹在《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一文，指出东三省突然爆发的鼠疫竟成为俄日干涉中国内政之机，清政府最初抵制与日俄进行正式合作以免其干涉主权，后迫于压力与事实与日俄合作防疫。杨德志在《韩国钧与东北大鼠疫》一文中，阐述了奉天交涉司使――韩国钧在防疫期间防止日本企图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行为轨迹。从韩国钧的记述来看，在“中日防疫委员会”中，双方虽然存在一定的斗争，总的来说，委员会的成立对防疫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杨文认为“韩国钧在“中日防疫委员会”设立问题的处理上，体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四）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研究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于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阳）小河沿惠工公司陈列室内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次国际会议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事业的发展。焦润明、焦婕在《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考察了此次大会的各项流程和取得成果，并指出“大会取得了多项共识，如建议清政府建立公共防疫组织，加强卫生建设，改良不良生活习惯；确定了国际通用的防疫措施；介绍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血清疫苗疗法等医学技术等。”；但是我们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