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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学的研究述评 　　摘 要：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长安学；长安文化；《长安学丛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4 　　近年来，长安学的旗帜在神州大地被高高树起，长安学研究亦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如此一种学术活动，若用“其兴也勃”予以形容，应该说还是不过分的。那么，这场学术活动的缘起是怎样的？其发展现状或曰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如何？其未来的发展又将如何？笔者作为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深感有必要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这些问题略做述评，以与关心长安学的朋友们共同讨论。 　　一、长安学缘起 　　（一）数年之内长安学问题先后三次被提出 　　长安学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中国学人倡导并特别为陕西学界所重视的一个学科概念。 　　此事的肇始，可追溯到2000年初。在陕西《人文杂志》杂志社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位西北大学的学者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长安学的问题，希望以此来概括陕西这个历史文化大省的学科形象，就像安徽以徽学来概括自己的学科形象一样[1]。此举虽然引起了学界的一定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获得积极进展，从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不久，长安学的问题又在北京被提出。200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研究》第9卷刊发的《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作者荣新江相当鲜明地提出了长安学的命题。他说：“笔者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2]很显然，尽管荣新江所论长安学的视角与陕西学者所述的角度不同，二者对长安学内容的理解也有某些差异，但彼此所提的学科名称均作长安学，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 　　2005～2006年，长安学的问题再次被提起。然而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问题不是由学者，而是由政府部门的文化官员提出的。时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李炳武，有感于“一部《红楼梦》能够衍生出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红学’；一处‘敦煌石窟’能够形成独立一派的‘敦煌学’”这样的事实，认为在创造了周秦汉唐灿烂文明的长安大地上，完全有条件也应该打出“长安学”的旗帜，以凝聚陕西的学术力量，深化长期以来学人一直坚持的关于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的研究[3]。于是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率先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开展了关于“长安学”的讨论，并在一些主要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共识。与此同时，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还陆续举办了周文化、秦汉历史文化、唐代历史文化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长安雅集”之类的大型文化活动，既为倡导长安学做铺垫，也与倡导长安学相呼应。一时间，倡导长安学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二）三次提出长安学的内在联系及长安学的两个“源” 　　乍看起来，前述3次长安学的提出似乎彼此独立、不相关联，但实际上是沿着同一逻辑理路而前进的，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具体言之，就是学者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对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的研究，发展到21世纪，急需学科性的概括、定位与升华；而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长安学这样一个学科名称之上，于是便出现了一而再、再而三倡导长安学的呼声与行动。这样的事实也有力表明，长安学的提法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我们从上述事实中也很容易看到，长安学实际上有两个“源”：一曰“陕源”，一曰“京源”。陕源的长安学，固然以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为根本，但学术视域却有所扩大，甚至包括了有关陕西地域文化的研究。而京源的长安学，则大体限于古长安都城史的范围之内，甚至仅仅被理解为关于隋唐长安的研究。 　　（三）澄清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澄清。在当前有关长安学的论述和宣传中，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