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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民事诉讼引入死亡赔偿金问题的研究 　　[摘要]现行立法将死亡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之外，造成了刑民立法上的冲突，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与不协调。因此有必要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剖析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缺陷以及死亡赔偿金适用上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赔偿范围；附带民事诉讼；先刑后民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108-02 　　一、现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排除死亡赔偿金成因分析 　　（一）“先刑后民”理念定势 　　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一并附带解决民事责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民事程序一直脱离不了“附带”的帽子，刑事诉讼程序主要功能是评价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而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是私法上民事救济问题，两者功能上差异导致两者在适用上出现冲突。“先刑后民”理念的正确理解是当同一法律事实既涉及到刑事犯罪又涉及到民事责任问题时，应当优先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民事责任问题的解决如不影响刑事程序可以一并进行。只有当民事程序的介入过分拖延刑事程序时，民事程序才进行后置。但在实践中这种理念受到曲解，认为民事程序应当无条件服从刑事程序，“先刑后民”理念在实践中逐渐等同于“重刑轻民”，使得民事权利在刑事功能的追求下失去其完整性。死亡赔偿金未纳入赔偿范围很大程度上是“先刑后民”理念的误解。 　　（二）被告人赔付能力导致执行难问题 　　在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经济能力状况普遍较差。在一定范围之内，正是由于被告人经济能力一般，才会去触及法律的底线，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在立法者看来，即使附带民事诉讼中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在执行过程中判决书也会变成“一纸空文”，造成执行难问题，对于受害人及近亲属没有任何实质保障意义，反而会让受害人及近亲属产生抵触对抗情绪，通过涉诉信访上访进行维权，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和谐因素。 　　（三）重复评价片面理解 　　在国家追诉犯罪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审判程序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法律上的评价，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制裁，使其受到惩戒，以此伸张正义对受害人进行弥补和心理上的安抚。有人因此就认为如果在被告人犯罪行为致人死亡情形下再对死者近亲属提出的死亡赔偿金诉请予以支持，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行为恶劣程度和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已经在刑事案件量刑环节予以考虑，不免有对犯罪行为进行双重评价的可能。这种观念有失偏颇，模糊混淆了公法私法的调整职能。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方起到抚慰的作用，但这种抚慰作用并不能代替私法上用物质弥补方式来填平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财产损失与造成的精神痛苦。 　　二、现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不合理与缺陷 　　同一侵权行为分别通过附带民事程序与普通民事程序来评价，得到的赔偿结果却迥然不同。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问题在于两者赔偿范围的差异。较于普通民事赔偿范围，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合理之处。这些缺陷与不合理之处正是社会各界热议讨论的焦点问题。 　　在现行立法中，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存在着明确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对于被害人及近亲属的民事权利救济带来很大阻力。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与普通民事赔偿范围的不一致形成了刑民法律不协调与不统一的困境。新刑诉法解释中已将死亡赔偿金排除在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之外，造成司法实务中致人死亡刑事案件中死者近亲属已不能通过附带民事程序获得死亡赔偿。即使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普通民事程序来弥补，也违背了设立附带民事程序的初衷，降低司法效率，浪费司法资源。而对于因加害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规定其不在附带民事程序调整范围，也不能在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来补救。这与一般侵权行为能够通过民事程序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形成鲜明反差。 　　三、死亡赔偿金适用引发同命不同价探讨 　　继受说的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赞成死亡赔偿金定额化，而继承丧失说理论支持计算未来可得利益，呈现出因人而异的特征。两种学说导致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不一致。此外，同一加害行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所能获赔的死亡赔偿金额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就引起了理论学界与实务界对同命是否应同价的思考与探讨，而且也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适用死亡赔偿金。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以上年度人均收入为基点。司法解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以下考虑：死亡赔偿金是对未来可期望收入损失的赔偿，而这种损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很难用主观方法计算，所以只能用客观方式予以定额。诚然，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严重，城乡差别明显，立法上有所区别对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待生命权丧失所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不应该存在区别化对待。生命权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