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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制裁制度改革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人力资源 联合国制裁制度改革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 李金祥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利益和价值的纬度: 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的原则研究”( 批准号：14YJCGJW007) 资助。本文是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名师工作室项目的阶段成果。 摘要：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保护这些利益时，联合国制裁是一个选项。但国内对制裁制度的改革历程和内涵还没充分研究。联合国的制度发展经历了制裁委员会、制裁委员会下属专家组、监测机制和监察员办公室几个阶段。揭示联合国国制裁制度的改革历程和内涵，有利于中国深化对联合国制裁制度的参与，有利于更好地借联合国制裁制度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 ：联合国　制裁制度　监测机制　专家组　中国外交 自联合国安理会1966年首次制裁南罗德西亚以来，联合国的制裁制度经历了50年的发展演变。关于联合国制裁制度改革的历程，国内研究者虽然有相关探讨，但缺乏系统性的成果。在联合国制裁制度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制度发展和改革的过程等方面，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不足。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揭示出一般性规律，反思这些规律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改革围绕着三个目标：增强制裁制度的有效性；减少制裁的意外后果；校准制裁目标的精确性。在美欧学界和各主要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1992年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和平纲领》中首次提及以上目标。一直到2009年安理会通过的第1904号决议，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改革初步告一段落，制裁制度初步具有相对完备的形态。制裁制度由制裁委员会、专家组、监察员办公室等机构及其内嵌的规则和机制集中体现。 制裁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在出现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安理会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全面经济和贸易制裁、武器禁运、禁止旅行及金融或外交限制等。 最初，联合国的制裁制度主要由安理会下属机构—制裁委员会—来实施。在南罗德西亚（1968）、南非（1975）、利比亚和伊拉克（1989）的案例中，联合国的制裁制度表现为这种初始形态。安理会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28条，设立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安理会所有成员组成，负责向所有国家索取关于这些国家所采取行动的进一步资料，以期有效执行制裁；审批和监测相关豁免事宜；审议各国提请其注意的关于违反制裁的情报，并针对此种情报建议适当措施；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 然而，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制裁案例的急剧增多，比如，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就通过了对10多个国家的制裁决议。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原来仅靠制裁委员会来实现制裁的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制裁的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受制裁对象的确定性不断受到质问、制裁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危害和第三方影响反复引发关注或异议。因而，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改革成为了各主要国家的必然选择。 一、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改革历程 联合国制裁制度的改革历程包括成立制裁委员会下属的专家委员会、设立监测机制、从全面制裁转向目标制裁（或聪明制裁）和监察员办公室。专家委员会设立于1999年5月4日，监测机制设立于2000年4月18日，从全面制裁转向目标制裁的时间在2001年9月28日。 1.制裁委员会下属专家组(专家小组) 在初始的制裁制度下，制裁委员会的监测主要依靠成员国定期提供关于执行相关措施的资料和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出访一些国家。然而，在那些边界漫长、地形崎岖，而且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的被制裁国及其邻国而言，这种监测模式无法产生实效。这突出体现在联合国制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的例子里。 安盟的制裁开始于1993年9月15日。到1994年6月30日，涉嫌违反制裁两个邻国仍未提供所需资料。到1999年，还有人发表公开声明，证实向安盟提供物质支助。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制裁安盟的委员会（第864（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建议安理会成立专家组。这是安理会关于制裁问题的第一个专家组。此后，除了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2000年）、卢旺达（1993-2009）、南苏丹（2014-2015）、海地（1993-1995）、黎巴嫩（2014-2011）和也门（2014-2015）等少数案例外，其他的制裁委员也陆续设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是一种临时性的机制。专家组成员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其任期一般为六个月，在必要时会无限制顺延。专家组的职能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收集资料和调查有关报告，或通过访问有关国家，收集制裁所涉内容相关的情报，寻找违反制裁的行为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