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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高考的改革思想初探 　　 [摘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特别关注高考制度的恢复。他在一系列的讲话、谈话及批示中,对改革招生方针、改革招生对象、改革政审条件、改革考试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他的高考改革思想。 　　[关键词] 邓小平;高考改革;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24.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004X(2009)10-030-04 　　 　　笔者以《党的文献》选载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为蓝本,结合相关文献试图对邓小平的高考改革思想进行初步探析,对于指导新世纪新时期的高考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考试体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改革招生方针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遭受践踏的10年。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全面停止招生达5年之久。1970年5月,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以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和《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中提出了“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4100名。中共中央于6月27日批文同意。于是,高校招生实行推荐成为定制。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将其扩展为16字方针:“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1] 643,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从1972年起到1976年止,全国大部分高校开始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学员。所谓的“群众推荐”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领导批准”则成了“走后门”的合法依据。如此招生方针,不但使高校生源质量严重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推荐”上学极大地破坏了教育的公平、公开原则。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文革”的结束。对于“文革”10年废除高考制度,实行推荐所带来的教育危机,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有所洞察:“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2] 34为此,他就设想在部队院校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随后发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但邓小平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召开的招生工作会议仍然强调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6字招生方针,与会人员对依旧实行16字招生方针非常不满[4] 13。一些老同志给邓小平写信认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而此时的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但一直在思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普及高中没有解决水平问题,不考试怎么行?”[5]等待时机改革招生方针已在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之中。 　　1977年7月16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一恢复职务,就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中,坚决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5] 　　为了尽快达成恢复高考的共识,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务必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一些科学家和教育家参加,听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于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次座谈会,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不时地记录、插话。8月5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邹承鲁在发言中率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查制度。”[6] 8月6日,武汉大学查全性关于必须改进大学招生办法的发言,触及到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这次座谈会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教育部正面临的“难点”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科技大学温元凯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