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docVIP

“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 　　摘 要：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 “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关键词：他者；我者；佛经翻译；文化间性；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1-0113-04 　　人类认识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惯性地认为自我优于他者，进而把自我审视下一切有别于我的对象视为客体，形成“主-客体”结构思维。这种思考模式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中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交流中，会把他者当成是需要迎合我者的客体，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论”倾向，显然不符合“沟通”“交流”“交往”“交际”的要求。 　　随着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空前发展和融合，单向的主体性模式也逐渐被后现代哲学中的间性思维所代替。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工具，也脱离了以往无法正视“他者”的“翻译科学论”和不能关注现实状况的漫无边际的空想“翻译艺术论”，开始迈向关注他我两者互相交流、互动、沟通、对话、互补、共建彼此的“间性”思维新天地。本文从后现代哲学间性角度，审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各个时期印度文化“他者”的凸显及对翻译的影响，以期对以后的翻译有所启示。 　　一、后现代哲学中的文化间性及“他者”思维间性概念是后现代哲学的产物，因为在现代以前是一个没有“反思性”的世界，也就没有“他者”范畴，自然不存在“他者”与“我者”的间性概念。而现代理性对“他性”、“差异性”的整合、铲除、同化使得“他者”长久以来处于被动地位。在质疑“同一逻辑”诉求“差异性”的后现代哲学运动下，“他者”思维模式开始形成[1]123-126，各种间性概念相继而出。 　　文化间性是一种超越语言的隐形间性，是在与他者的互动、际遇中显现出来的关联， 指一种文化与他者的交互作用、 交互影响、 交互镜借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包含有三个要素： 文化A，文化B， 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联，它强调异质性、对话性、沟通性和共识性。[2]80-84文化A，文化B在交流中互为他者。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文化研究以及9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3]122-125，翻译史逐渐变成一部文化史。同时，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文化转向，间性思维也成为文化领域的新宠。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间性的魅力自然逃不过翻译理论者的犀利眼光。[4]67-72 文化间性，拒斥对单一文化系统的沉入，反对信息交流的“单向扩散”。跨文化交流中的我与他者绝不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互为他者的辩证关系。单波认为，“一方面，对我来说，他者与我是有差异的，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我与他者的差异又是必需的，因为他者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只有在我与他者的对话情景中，我才能认识我的存在……他者是形成‘我们是谁’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部分。……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他者在我们之外，也在我们之中。”[5]103-113 当互为他者、参照的文化相遇时，必然是以相异性为前提条件。 一方面，我族文化中的潜在的民族文化意识会有意识无意识地与所接触到的新的民族文化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新的异民族文化为了与我民族的文化相认同，积极主动地与之靠近、力图达到一致所作的努力，使得两种文化融合产生新质文化。在此他者与我者文化交汇、撞击过程中，两者互为参照、互为阐释，释放出不同于两者文化视域的新镜像。 　　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实质，要求相遇的两方文化，在他族文化的镜像中反观我者，以避免自我中心论，清晰审视自我，理性利用他者相异的因素以达到文化发展的“趋优存异”，进而促进文化融合，也促使翻译得以成功进行。 　　二、佛经翻译中的“我者”与“他者”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千年佛经翻译经久不衰，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相遇、撞击、适应、融合，为古老中华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次佛经翻译是中、印文明首次交锋，也是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另一高度发展的、成熟异质文化体系的挑战。[6]71-83 相异的两者构成了跨文化交流中互动镜照和反思彼此的他者。作为“我者”的中国文化在不同阶段对待“他者”文化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互惠对话理解。 　　（一） “他者”与“我者”：无睹与拒斥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