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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后记 　　摘 要：专著《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此为本书后记。这篇后记写于2011年9月9日。 　　关键词：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 　　 　　专著《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郑樵小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部分内容做了一定的调整和增删，对个别字句进行了一定的润色，书后加附三篇论文。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要做出三个方面的说明。这些说明，既与本书学术有关，又与本书写作无关，就算是与本书有关的相关解释吧。 　　一 　　学问本身，让我敬畏。 　　关于语言学这个学科，历来就有很多不同声音，这其中包括对“文献”的看法问题。对于文献的意见，近百年来，一直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一是文献死学没有思想，二是文献实学不含水分。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既存偏颇又有道理。先说道理，故纸堆一旦钻进去就很难抬起头仰望天空，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哪里还有时间抬起头来喘口气呢？躲进故纸堆里定然没有站在大草原上、大海边那种“海阔天空”的视野。再说偏颇，如果一个人只顾仰望星空，不管脚下的土地，时间久了大概也会得颈椎病吧？这就是两个极端。 　　例如，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钱玄同就是一个极端的人，他先是好古（古文字文献），后是疑古（喜拼音文字），“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剧烈极端。但是，钱玄同也有一些平和的学术过渡，并非完全那么剧烈。比如说，钱玄同1918年著有《文字学音篇》，书中有些观点后来屡有改变：1929年著《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用国际音标给《广韵》四十六母“标音”确信无误；1932年著《古音无“邪”纽证》就试图在“证”了；1934年著《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则用起了“假定”这样科学而豁达的情怀。钱玄同的“标音”“证”“假定”三个关键词，类似于三段“语言学断代史”，分别修正了他在《文字学音篇》中的某些结论。我们通过这三个“关键词”，梳理出了钱玄同的“语言学思想史”，而这个“语言学思想史”又能够说明钱玄同在学术上有着平和的一面，并非无限的剧烈。 　　文献很重要，但文献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文献研究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字要推敲三五年，“句读”点错了一处要羞愧好几载，某本书没有读绝对不能假装看过，更不能列为参考文献。这是一种严谨的朴学作风，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敬畏（传统中所说的“校雠学”一名就是仇人相对，那似乎不仅仅是敬畏，还很有些仇恨在里边）。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朴学作风，我就觉得后背直抽冷风；对此学问，我异常虔诚，我怀有万分的敬畏情怀。我的这本书，花了我很多的心血，我也希求这本书能够做到严谨、无误，但我依然不敢保证本书连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会出错。当然，就纯粹的学问层面上而言，我相信我并没有仇人。 　　对待学问本身，我怀有无限的敬畏。当然，敬畏之外，我希望我还能够拥有一种豁达情怀！ 　　二 　　学问就是学问本身，学问不是学者。学者本人就是学者，学者不是学问。 　　然而，学问之外，学者也要有自己的生活。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社会背景、时代年轮、民族心理、经济基础、人生阶段等等，大到“背景”小到“柴米油盐”，都在影响着每一个学者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豁达是一种境界，它或许并不会受到铜臭的左右。然而，“困窘”并不会轻易溜走，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窘”则需要一种极大的豁达情怀。在困窘面前，在2008年那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季节，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陨落了，陨落在那个春暖花开里。这种不幸如果是发生在建国初期，如果那可以看作是为了“革命事业”，李开学博士定然要被沉浸在“烈士”的肃穆空气之中。非常不幸的是，李博士不是生活于革命年代，而是在一个“大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大经济时代中，竟然有无数身披着校长、“大教育家”的“道学家”们在强调“素质教育”，在痛斥“功利教育”，在鼓吹“通识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完全让人无言以对！2008年，国家对非定向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每月不足300元，2009年年底开始（有些学校从2010年元月开始）国家规定非定向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每月不得少于800元（如山东大学自己规定每月不得少于1500元），这个举措竟然痛斥了“功利教育”本身。呜呼哀哉！在这里提起这个不幸的事件，我绝对不敢有什么其他的引申，我要刻意不破坏那种肃穆空气。 　　然而，“困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确实也会有社会上的一大批人并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如同社会上的人先前把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后来随着高校急剧扩招又把大学生称为“人之渣滓”一样，种种不理解都曾存活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生历程之中。“困窘”也许有很多，“困窘”也许一丁点儿都没有，有没有“三座大山”抑或“五座大山”因人而异，学科不同，情况也会有所不同，日子过得快乐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