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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城的空间秩序及其价值 　　摘要：我国古代都城是帝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地，其空间秩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与重组，对应于都城空间则直接表现为城市物质要素的产生或空间位置移动。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盛时期的都城，在城市空间秩序建立与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等级规范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隋唐长安城；空间秩序；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5-0113-06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区域综合体，空间秩序随着城市空间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位置移动而发生改变。我国古代都城是帝国权力中心所在地，帝国政治权力秩序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重组，那么表现在都城空间上则是新的城市空间秩序的建立与重构。因此，对都城空间秩序的认识应当以动态、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城市构成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才能够把握城市空间政治秩序发展的规律和实质。隋唐长安城作为我国古代都城秩序建设的典范之作，其布局显然出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其以宏伟的规模、肃整的坊里、严密的防御体系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供排水系统著称于世，龙首原上大明宫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统治者更加占有高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站在龙首原上，俯瞰全城，更显一代帝国一统天下的气度与风范，而这一城市空间秩序是在隋大兴城空间政治秩序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而来的。 　　 　　一、隋大兴城空间秩序的建立 　　 　　西汉之后隋唐之前，相继在关中长安建都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但由于这一时期处于长期混战状态，对城市建设少有建树，直至隋文帝统一全国，新城规划才提上议事日程。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帝，建立隋朝。隋文帝尽管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迁都之意自立国时就已开始酝酿、筹划。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以左仆射高颍为营建新都大监，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副监，太府少卿张煲为监丞，以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为营建使，开始营建新都，用工仅9个月，即于开皇三年三月基本建成，当月隋文帝迁入新都。 　　隋大兴城建造顺序是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最后筑外郭城。正因为建造时间急促，隋文帝所建大兴城外郭城垣尚未完全建成，至唐代陆续完善，但其他如宫城、皇城、宫殿、官署、坊里、住宅、两市、寺观及龙首、清明、永安等城市引水渠道多已建成。随后，隋开皇十年(590)于京师城南太阳门(大兴城明德门)外筑圜丘；大业九年(613)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始筑郭城，但仍未建城楼；大业十四年(618)，李渊建立唐朝，改大兴城名“长安”，将大兴宫、大兴殿、大兴门、大兴县的名称分别改为太极官、太极殿、太极门、万年县。隋大兴城毫无疑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精心设计以后才动工的，其规划思想是当时各种思想潮流的体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首先，隋大兴城部分地实践了《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高齐邺都南城规划手法，开创性地筑造了皇城；都城坊里、街道的区划规模壮观豁达，便于都市居民的实际生活；都市计划雄壮浑厚，不仅实现了自古以来中国有识之士所追求的理想首都设计方案，而且成为世界上的壮观，成为隋唐之后历代都城规划及东方诸国都市规划的楷模，日本奈良的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就是模仿这种规划的结果。 　　其次，因地制宜的规划思想在隋大兴城规划中得以充分发挥，表现在：宇文恺利用大兴地区六条冈阜的自然特点，不仅使宫城、百官府署占据高地，就连长安、万年县治也不例外；对当时两大宗教的处理也比较恰当，九五之尊位乃是佛教大兴善寺和道教昊天观所在地；对都城四角所作的安排就更加突出地说明了掌控京城制高点的规划意图，城的西北角是汉明堂遗址，东北角(初九之地)划入禁苑，东南角(都城地势最高处)是曲江池，西南角(地势最低处)是高大雄伟的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寺。宇文恺以“六坡”为核心，设计长安城，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安全出发的。正因为宇文氏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长安城区高低不平的地形地势不仅没有影响到都城的规划布局，反而改变了隋初以西为上的观念，使东部六条冈阜之间成为身份的象征之处，成为位尊显贵者争相居住的区域，促使长安城空间秩序发生了改变。 　　再次，都城规划中的象征意蕴深厚。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记载，大兴城的街数、坊数的~-i4-也都有所依凭，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将其附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