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节奏——论弗莱地语言修辞观.docVIP

隐喻与节奏——论弗莱的语言修辞观-汉语言文学 隐喻与节奏——论弗莱的语言修辞观 王旭华 摘　要：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必然导致其对文学语言要素的关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将修辞看成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他以文论家特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语言的修辞艺术，其对隐喻的重视以及通过节奏来分析文类的观点新颖且发人深思。 关键词 ：修辞 隐喻 节奏 文类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开创性地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彼此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他的学生巴利把这两个概念同修辞学相联系，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体系的修辞色彩和言语交际的修辞效果。修辞是修饰文词或语词的艺术手法，是使语言表达产生美感的形式安排，是使语言能最有效地传达信息并感动读者、听众的策略。虽然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来的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潮流，但总有新的修辞学理论（例如伯克的语言戏剧性观点）出现，肩负起解释语言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了语言的修辞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文艺作品当中。文学语言问题是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灵魂。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深知修辞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他把修辞看成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其对语言修辞的一些独特看法新颖且发人深思。 一、对修辞的认识 弗莱在展开对语言修辞的论述前，将修辞的历史地位向读者作了交代。修辞一直处在语法（这里主要指句法）和逻辑的夹缝中：语法是排列词语的艺术，即是叙事；逻辑是产生意义的艺术，即是含义。在写实性、描述性和论断性的文章中，语法和逻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标便是力图将二者直接结合起来，然而在这样的文章中“似乎没有地方可容纳像修辞这样一个中介的术语，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发现，哲学家、科学家、法学家、评论家、史学家和神学家，都以某种不信任的态度看待修辞。”[1]（P356） 可见，修辞在文学研究历史中的地位与其重要性是不成正比的。弗莱充分认识到了修辞的价值，他认为修辞学“从一开头就指两件东西：修饰性的话语和劝说性的话语。”[1]（P356）修饰性修辞是静态地表达感情，劝说性修辞是动态地操纵感情。二者看似相互对立，但实际上，修饰性的修辞与文学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劝说性的修辞则是一种应用文学。修饰性的修辞便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lexis”（辞藻），即诗歌的“言语肌质”。弗莱由此确立下一条重要的原理：如果非文学性的语言结构的特征是把语法与逻辑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文学语言就可以描述为从修辞上将语法和逻辑组织起来。文学形式的大多数特征，如尾韵、头韵、音步、对立平衡、范例的运用等，都属于修辞的手段。在弗莱的代表作《批评的解剖》最后一章中，修辞是最直接的议题，而其中对隐喻的解读和文类的修辞研究是弗莱修辞理论的两个重点。 二、神力的语言——对隐喻的重视 “隐喻”（metaphor）是西方修辞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保罗·利科认为修辞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很成熟的学科，“它通过论辩理论与哲学发生着密切关系”，是“从哲学出发将修辞学制度化的最辉煌的尝试”[2]（P3～5）。亚里士多德将隐喻看成是一种名称转换，这意味着从不相干的事物中看出不为人知的相似之处，此时的隐喻具有诗学和修辞学的双重功能。随着修辞学日益切断其与诗学、哲学的联系，将自己局限于单纯辞格的研究，隐喻的价值也日益为人所忽视。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修辞学复兴，隐喻才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理论家将其视为一切修辞格的中心，并认为它是一种认识真理、表现真理的重要手段。 弗莱对隐喻的认识，也是基于这个背景的。弗莱认为在所有的文学中，普遍地存在一个可以说是较为间接的回忆，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学的修辞性，那便是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隐喻，隐喻是文学语言与叙事的基本方式与结构原则。弗莱对隐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在早期的作品《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提出了语言模式的循环理论，认为语言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隐喻阶段、转喻阶段和描述阶段，并将其对应的文字表达类型分别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3]（P15～16）。隐喻阶段的语言是具体的，没有抽象概念，而且诗歌使得语言的隐喻用法保留至今。其后，他在《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中又提出语言结构经历的三种模式：描述性模式、概念的或逻辑论证的模式和修辞性模式。两种提法看似顺序正好倒了过来，实则作者不是在一个层面思考问题。修辞性模式不仅涵盖文学自身的话语系统，而且将意识形态符号也容纳进来，是更高一层次的隐喻阶段，这恰好验证了弗莱的语言模式的循环理论。 另外，弗莱重视隐喻也和他的宗教背景有关。在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家们出于宗教的需要，拾起了在前一个时代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修辞学和语言哲学，并将语言本身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而当古希腊-古罗马的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