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下跪：非常态公民参与地法学反思.docVIP

集体下跪：非常态公民参与的法学反思-行政管理 集体下跪：非常态公民参与的法学反思 杨 峰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７） 摘 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以集体下跪这一非常态形式的公民参与现象。由于集体下跪能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维稳压力和执政合法性压力，因此下跪者是以牺牲尊严的方式来换取问题的可能解决。集体下跪式参与是时代的悲哀，是各种利益冲突不断演化与公民维权参与渠道不畅的综合结果。本文从法学视角反思了集体下跪发生的原因，提出应落实和维护公民参与权，用法治手段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关 键 词：集体下跪；公民参与；表达自由；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作者简介：杨峰（１９８４—），男，四川仁寿人，四川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３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民参与及其相关理论。 近些年来，从贵州到山东，从辽宁到湖北，从陕西到河北，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群体下跪事件，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自古以来，我国的传统是“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但现如今，下跪却成为了“中国人表达请求、吁求和乞求的最高级形式，而一群人集体下跪，无疑又扩大了这种最高级形式的规模，使其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悲情力量”。［１］对于群体下跪事件，国内媒体已经有了较大数量的报道以及一定深度的评论。而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对于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现象的理论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结合公民参与理论对集体下跪现象进行初步的法学反思。 一、集体下跪：一种非常态的公民参与 ２０１４年５月，贵州遵义四中发生了一起“遵义四中老师集体下跪抗议学校搬迁”事件。在事件中，参与老师质疑该校新校区存在占地面积缩水、学校建筑存在质量问题等。其后，遵义市委副书记等当地领导干部来到了该校，表示是否整体搬迁四中将进行民意调查，认真论证。［２］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１１时许，１３０余名农民工在陕西省富平县人民广场集体上访，封堵政府大门讨要工资。其间，他们一度集体跪在县政府门前，引来大量群众围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富平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依法帮助农民工追讨工资，截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１６时，欠薪企业已累计兑付农民工工资１３６５万元。［３］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湖北省公安县３１４名民办教师代表全县１２５０名民办教师在湖北省公安县县政府集体下跪，提出了“要生存、要工作、要民师补助款”的利益诉求。而辽宁省庄河市市长孙某也曾因不理会千名民众下跪上访被上级政府责令辞职。 从表中可以看出，集体下跪现象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参与者的多样化。下跪者中大部分是农民、农民工、民办教师等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但当前，集体下跪参与者中也出现了普通业主（有房者）、中学教师甚至是高校教师（高级知识分子）等社会中上阶层。第二，下跪对象多为政府机构。一般而言，下跪参与者应该首先向其直接关系人表达利益诉求，比如开发商、事故责任人等。但在我国“全能国家”背景下，“父权”式的政府自古以来便是我国民众伸张正义的理想靠山，至今仍未更改。第三，诉求缘由绝大部分是反腐、拆迁、土地补偿、拖欠工资等社会常见诉求，鲜见政治诉求。我国民众的“抗议活动有一个基本传统，即都在遵守规则”。［４］第四，预期结果的实现或是初步实现过程中都少不了政府公权力的身影。 公众通过“有辱斯文”的下跪，向强势的政府公权力表达了利益诉求，并以多人集体的方式吸引舆论关注，以达成目的。从根本上看，集体下跪事件不仅昭示了当下相关政府部门与群众沟通不畅的现实窘境，更折射出了公权力的冷漠傲慢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匮乏。作为公民，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向政府提出诉求，因为在理论上，权利即“正当而有效的要求权”。［５］实际上，公民这种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权利是公民参与权的一部分。下跪虽然有失体面，但确是参与权利的一种非常态形式：民众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唤起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决断。民众正是用这种丧失尊严的方式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通过对自己权利的负责，达成对社会和国家的负责。 二、集体下跪事件的发展过程与演化机理 近些年来，我国的群体事件逐年递增，但其大都有相同的运行过程：“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６］集体下跪事件作为群体事件的一种，看似一目了然，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与普通群体事件有些不同的演变过程。将集体下跪事件的发生过程简单总结归纳，有７个基本环节：问题与冲突矛盾的产生→被侵权公众多方寻求问题解决未果→被迫下跪维权→媒体或网络关注，引起舆论压力→本级或上级党委、政府机构，或是某个领导的关注与过问→党委、政府施压或是亲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