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复古地实践——浅析北宋“景祐议乐”.docVIP

雅乐复古的实践——浅析北宋“景祐议乐”-汉语言文学 雅乐复古的实践——浅析北宋“景祐议乐” 闫好丽 摘 要：宋仁宗景祐年间，为了改作雅乐，朝臣之间展开热议，史称景祐议乐。其结果，李照等人新作雅乐遭人批评而被废，景祐议乐终无所成。景祐议乐承载着以雅乐正王道的儒家正统观念。不过，景祐议乐中“复古”的理念虽一再被人提及，却始终没有定论。雅乐的“古制”也终于在众多关于古制的讨论中湮没无闻。 关键词 ：景祐 雅乐 复古 北宋结束唐末五代的战乱割据，立国以后，尤为重视礼乐文化的建设。宫廷演奏的雅乐，宋初一度沿用了后周的王朴律，但不久之后，“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1]为由，诏和岘参照王朴律而重定乐律。这便是乾德四年（966）的“和岘乐”。但和岘乐并未推行，直到仁宗时代，宫廷乐工仍然遵照的是后周的王朴律。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判太常寺燕肃上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则所涂积厚，声益不协。”[2]于是将雅乐所用乐器清理一番。 景祐二年（1035）二月，宋仁宗检阅了宫廷乐工，并诏来知晓音乐的李照，询问雅乐声高的问题。李照的答复是：“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3]于是请求改乐。 仁宗皇帝对这一倡议很感兴趣，马上下诏重定雅乐。由燕肃负责，又派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一起办理。而直接从事改乐工作的，就是这位集贤校理李照。 一、李照改乐 李照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黄钟律的音高标准，并制作相应的钟磬。据《宋史·乐志》记载，他先是“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4] 累黍的方法，见载于《汉书·律历志》：“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榖秬黍中者千二百实共龠。”[5]以黍作为衡量律尺的标准物，这不仅是一种客观依据，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着儒家的思想内核以及对雅乐的神秘性解释。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此法的操作流程，所以在雅乐史上，虽不乏拿这种标准来制定黄钟律管的先例，却往往纠缠不清，难以确定。 李照当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累黍不成，又用“太府布帛尺”为依据，这才做出他所谓的“下太常制四律”的黄钟音高。而同时，他又积极访求“潞州羊头山秬黍”——即《汉书》所载之秬黍——并“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6]几个月后，潞州秬黍终于送到朝廷，李照再次累黍，结果“乃与太府布帛尺合”，李照似乎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 不过，事实是，同样是潞州秬黍，李照和稍后的胡瑗则分别得出了不同的黄钟音高。其原因在于李照是“纵累之”，而胡瑗却是“横累之”。可见这种定律方法的随意性之大。同样是依《汉书》的复古做法，结果却众说纷纭，不能统一。 从记载来看，李照的律既不得士大夫们的认可，也不受乐工们的欢迎。“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7] 音官乐工们也自会想办法：“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8]歌工们为了自己方便，私下里改了他的钟磬形制。这也是为什么李照自己称所作乐律下太常四律，而其后论者却均言其只“下太常三律”[9]的原因之所在了。而李照对此竟无所察觉，也足以见得雅乐复古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凭空想象，更多的是理论阐述，而与音乐的相关性倒在其次了。 二、胡瑗、阮逸改乐 景祐二年（1035）四月，仁宗下诏：“中外臣僚及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10]三年（1036）三月，再次下诏访天下知晓音律者。 事实上，雅乐流变至宋，其古制早已湮没不闻，复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宋代又恰是俗乐兴盛之时，坚持儒家理想的宋代士大夫力主于雅乐复古的同时，民间乐工可能更关注的则是音乐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这一点上，雅乐是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 不过，诏令还是有效果的：“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11] 这样一来，就不再是李照一人“随意制作”了。阮逸、胡瑗显然跟李照不一样，尤其胡瑗，他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些人跟李照相比，音乐方面的造诣孰优孰劣虽不得而知，不过，说到雅乐的正统性以及引经据典、援引故事，则胡瑗等人应该是更胜一筹的。胡瑗、阮逸由翰林学士冯元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