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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侗族习惯法的社会治理功能-社会科学论文 贵州侗族习惯法的社会治理功能 童中平 一，侗族习惯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款约法”是侗族习惯法的典型表现形式，至今仍为侗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严格遵守。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侗族习惯法在组织生产、增进友谊、维护治安、保护生态等四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贵州；侗族；习惯法；社会治理 一、社会治理视角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为了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凭借民间习惯，在一定范围的群体中自然形成或约定的，共同拥护、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并一直影响着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当这种模式呈现一定的稳定性、长期性的时候，它便处于向习惯演变的临界点，而习惯一旦为包括权威在内的生活共同体所确认，习惯法便出现了。正因为习惯法是在人们公认的权威主持下共同约定的，或是长期自然形成后，由这些权威力量长期不间断地维系的，体现了该组织或地域成员的共同利益，因而一般能被自觉遵守。 习惯法作为调整和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西方许多学者对习惯法从内涵、功能等不同角度作过明确的阐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指出，由积习所形成的“不成文法”（习惯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1]。英国的梅因认为：“一个特定社会从其初生时代和在其原始状态就已经采用的一些惯例，一般是一些在大体上最能适合于促进其物质和道德福利的惯例。如果它们能保持其完整性，以至新的社会需要培养出新的惯行，则这个社会几乎可以肯定是向上发展的。”[2]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作为习惯法的适用，是“为了实现一种不是依据章程而是仅仅依据默契而适用的准则，将会使用一种强制机器”。在他看来，这种“强制机器”意味着有至少比较固定的随时准备着彻底地执行法的强制的特殊任务的人，即使这个强制仅仅采用“心理的”手段[3]。 在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乡村，习惯法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国家所颁布的成文法，很多时候甚至往往超越国家法律。即使是在今天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历史变革的转型时期，习惯法在很多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发挥的作用通过安宁的社会生活、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在当前我国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在大力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习惯法的社会治理功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管理模式不断创新，正在逐渐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即从以政府单一主体、以单位管理为主要载体、以行政办法为主要手段、以管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模式，转向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合作治理、居民自治管理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协商治理、合作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主体合作模式。建立这种模式是要改变当前政府对人们生产生活全面控制、包办代替的现状，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最终达到区域内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这与民族地区的习惯法治理不谋而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贵州侗族习惯法的社会治理功能 贵州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这些民族中，侗族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民族习惯法特征，习惯法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和具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黔、湘、桂三省(自治区) , 现有人口约三百多万。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她与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共同缔造和繁荣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款约法”是侗族习惯法的典型表现形式，至今都还在为侗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严格遵守。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款约法”作为各款区的共同规约，在组织生产、增进友谊、维护治安、保护生态等四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安排农事组织生产 在贵州农村，很多民族村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都盛行活路头制度。所谓“活路”，即是以某种仪式启动农事活动，而启动这个仪式的人，就被称为“活路头”，活路头即当地每年开始农事活动的“带头人”。由习惯法确认的活路头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活路头的功能是由有经验的人选择吉祥的日子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业丰收。按照当地的习惯，每年村里的春耕播种、插秧、收割及谷熟尝新等农事活动，特别是起活路和开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