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利益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对策》-毕业学术论文设计.docVIP

d 当前中国农村利益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对策 摘 要：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农村利益分化是农村社会成熟和进步的标志，但是，农村利益过速分化、过度分化以及持续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加大村庄治理难度，使村庄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鉴此，必须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抑制农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断完善和创新村庄治理模式，以实现农村社会的科学治理与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农村；利益分化；村庄治理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正处于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农村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农村社会的利益整合与利益协调滞后于利益分化，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村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一、农村利益分化背景下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困境 （一）农村利益过速分化突破了政治制度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可承受限度 农村利益过速分化造成了各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愿望迅速增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制度不发达的现实的矛盾。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用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这一公式说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水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公式表明，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民众参与水平之间的比例，比例适度则政治稳定，否则政治不稳定。目前，一方面，随着农村利益的迅速分化，不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利益群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各利益主体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愿望日趋强烈。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尚不高，相对于转型期多元化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而表现的强烈政治参与期望，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还过于狭窄。农民只能通过村民自治等极少数形式进行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理想和现实满足程度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引起各利益群体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和良好地调整，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的心态发生变异，危及政治稳定，导致治理失败。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 [1] （二）农村利益过度分化危及社会稳定，加大了村庄治理难度 农村利益过度分化是指农民的利益分化程度过高与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之间表现出的结构失衡状态，利益结构的失调程度严重超过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农村绿皮书》表明，2011年农村居民内部差距有所扩大。2011年农村居民农村纯收入基尼系数为0.3897，比2010年略微扩大，按照收入五等分，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比高收入低12.5个百分点，收入比值从2010年的1∶7.5扩大到1∶8.4[2]。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相当高的相关度。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经考察了30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18个国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与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在另外12个国家中，税后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相关系数则高达0.36[1]。在当前农村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直接导致了农村利益的过度分化，进而不可避免地诱发利益冲突。因为，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农村利益分化中，各利益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日益明显，并逐步形成各自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社会心态，社会阶层界线逐步明朗化，各阶层之间将出现隔阂、摩擦甚至对立，以利益为核心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而村庄治理中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利益调控机制，阶层间相互沟通、对话的有效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机制还不成熟，阶层间的裂痕不断加剧，致使农村治理面临严峻风险。 （三）农村利益持续分化对农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农村利益持续分化进而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使农村治理模式面临长期考验和创新压力。一是农民对治理模式创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农村利益分化会导致村民自主意识增强，民主觉悟不断提高，传统的国家权力强制性植入农村的、事无巨细控制私人生活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受到抵制。各利益群体对国家制度的选择更加积极和挑剔，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将受到冲击，要求有更完善的农村治理制度设计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二是村庄传统治理模式日渐衰落。传统的乡绅治理、宗族治理模式是以家庭、家族、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为基础的，农村利益的持续分化致使农村社会异质性持续增强，传统治理模式逐渐丧失了基础，即使有些传统治理模式复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