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实际路径及其决定机制.docVIP

农民工工资的实际路径及其决定机制-经济 农民工工资的实际路径及其决定机制 宋建军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摘要：刘易斯模型的工资路径是先平直后上折，但根据统计数据制成的农民工工资路径图则是上下波动的。形成这种路径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的差异性。本文首先采用收入排序法生成中国农民工的供给曲线，然后在对比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两集合与刘易斯三集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农业内部产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第四集合的概念，并由此形成四集合分析法。四集合分析法说明了农民工供给曲线的移动特征，进而解释了中国农民工工资路径的特别形态。 关键词 ：农民收入；农民工工资；劳动供给曲线；四集合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082-09 一、引言 从 1984 年开始，政府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中国再次开启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过渡。2004年后，中国开始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拐点此拐点并非数学微积分中的拐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将数学中的极值点称为拐点，本文只能跟随“约定俗成”，将极大值点称为向下拐点，而将极小值点称为向上拐点。 在何时出现成为理论热点。游松［1］研究发现在拐点的讨论中，有23位中国学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工资理论适用于中国。 依据Lewis［2］对其模型的表述（如图１所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部门刘易斯对此部门有多种表述：生存部门、农业部门和传统部门等，本文采用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机制是古典机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称为生存工资——它构成城市部门的工资下限。当城市边际劳动生产率（用曲线N表示）提高时工资不变，因而工资有一个水平线段，直到有一天“资本积累赶上人口，以至于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 ［2］，经济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工资由新古典机制决定。劳动力的实际使用量与工资水平组成的平面散点图就是图1的刘易斯模型。这条曲线实质上是工资的时间路径，而不是劳动供给曲线。 自刘易斯工资理论问世以来，学界在两个方向刘易斯模型的所有表述均来自Fields的总结，请参见 参考文献［3］。对该理论提出异议：一个是以Rosenzweig［4］为首，众多新古典主义学者参与的对“无限弹性”的质疑，形成了“劳动供给曲线有限弹性”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数据实证文献；另一个是受到 Fields［5］称赞的“生存部门的收入将随着劳动力转移而逐步提高”的理论，胡景北Leeson对此问题的见解比胡景北更深刻，请参见 参考文献［6］。 收稿日期：2014-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路径研究”（12BJL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动态特征与结构型通胀的内在关联机制”（12YJA790112） 作者简介：宋建军（1955-），男，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emailprotected]对这种理论给出了数理和几何模型描述。 本文采用卢锋［7］和童玉芬［8］提供的数据制成图2。比较图1和图2笔者发现：第一，中国不存在刘易斯所设想的平直工资线段。第二，胡景北对中国农民工工资曲线的判断也不成立，工资并不随农民工的规模增长而增长。中国农民工规模在达到4 000万人后，工资不仅不上升，反而下降，然后反复回升和下降，直到1.016亿人之后才开始缓慢上升。第三，中国农民工工资不仅存在拐点，而且有多个拐点；不仅存在向上拐点（4个），而且还有向下拐点（5个）。 中国工资曲线向下运动表明：农民工工资在生存工资之上。这一判断符合实际，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1985年中国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206元，假定一个劳动力担负三个人的生活费用（按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的人口和劳动力数据所确定的平均值，中国劳动力平均负担的人口不足两个），那么，按贫困线的设定方法，“生存工资”应该在636元之下。而1985年农民工年工资可以负担6.75个贫困人口，是1984—2010年26年间可负担贫困人口最少的一个年份。从实际情况可知，中国农民工工资从1984年开始就一直高于生存工资，即拐点出现在1984年之前，但全世界公认，21世纪之前中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说，按刘易斯模型，中国农民工在20世纪的收入最多不应超过生存工资的40%，而现实的工资却在生存水平的100%以上！ 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农民工工资实际数据是支持刘易斯模型，还是支持胡景北模型？中国农民工工资曲线的多个拐点表明，农民工工资在生存工资之上多次反复升降。由此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曲线有这种特殊的形状？中国农民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