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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农民工就业培训中政府角色定位剖析 　　摘要：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我国政府开展提高入城农民就业能力培训的“阳光工程”。通过对云南省某些地区实施该项工程情况的调查可以看出，该项工作的结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政府的定位。政府应该是推动者而不是具体实施者，应是各类资源的组合者和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督促和服务者。 　　关键词：农民培训；政府；定位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3―0023―05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我国政府自2003年实施提高入城农民就业能力培训的“阳光工程”。在实施这项工作时，政府应该如何定位?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先对两个问题进行说明，一是政府这一概念的定义，指的是各级政府的总和，即不对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进行细分；二是我们仅对政府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进行经济分析，不作价值判断。 　　这项工作为什么要由政府来提供?主要由于它是一项公共产品，其公共产品的特征明显。一是拥有非排除性，只要是入城就业农民工都可以得到政府的培训。二是具有非竞争性，这项工作私人部门因无效率而不会进行。例如，我国相关政策规定，用工企业应该对使用的新员工进行技术培训，企业出于政府要求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都会进行培训。但对于不可能进入本企业或目前未进入本企业工作的就业人群，企业自然不进行培训。但入城就业农民在没有进行过培训前，很难进入就业，或就业也只能在技术要求极低，工资支付相对较低的行业就业。我们以调查情况说明如下： 　　我们对云南省曲靖市外出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共发出600张抽样调查表，返回552张，返回率为92％)显示，云南省曲靖市全市人口约为5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91万，是云南省外出农民工较多的地区之一。在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人口中，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如下： 　　上述资料说明，入城就业农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西部地区，受基础教育落后的影响，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外出务工人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阻碍了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就业范围。他们就业的范围一般也就只能集中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重体力劳动的服务业和建筑业。 　　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我国政府才考虑，由公共部门对入城就业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这一公共产品，使其提高就业能力，进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但政府提供此项公共产品面临方法的选择，即实施路径的选择。实施路径的选择在于通过什么方法或措施，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在实施路径的选择时，首先必须考虑或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培训什么?――即根据什么来确定培训?二是如何进行培训?――即如何确定培训内容和科目?三是为谁培训?――即培训目标能否为运用公共资源负责?具体而言就是培训的目标能否实现提高入城就业农民的就业率? 　　从云南省政府实施这项工作情况来看，为了落实中央培训农民工的阳光工程，云南省前后投入资金近1亿元，云南省委省政府发布相关政策，明确具体负责的职能部门，并要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把培训入城农民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各地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来抓，将任务细化到市、县各级政府。全省16个州市、93个县(市、区)和部分乡镇成立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机构。为了完成任务，各级地方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如建立信息网站、干部外出脱产学习、公务外派、挂职锻炼等方式收集信息，培训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可以说是组织措施到位，资金投入巨大，相关政策制定及时。 　　但我们调查到的情况反映出这样一些问题：一是被调查的许多入城农民工对政府进行的培训工作还不明白甚至不知道。如对昆明市、大理、红河、保山、思茅等地区入城就业农民工进行随机调查，调查对象94人中，听说政府进行培训的只有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2％。二是政府的培训与入城就业农民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2004年1月―11月，曲靖市人民政府一共组织了10409人进行培训，约占全部输出人数104853人的9．93％。三是政府的培训与市场需求很难吻合。自云南省开展培训入城就业农民工的“阳光工程”以来，已开设许多培训课目和种类，内容涉及有职业性培训，如机械制造类、电子电器类、焊工类、计算机应用类、驾驶与维修类、服装缝纫与加工类、建筑装饰类、餐饮旅游服务类、社区服务类、家政保健服务类、商业营销类的培训。也有引导性培训，如法律保障知识培训和服务。但在我们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被调查对象大部仍以自主就业为主，没有经过政府组织的培训。他们寻找工作的方式几乎都是自主就业形式，即主要依靠较早些出去的朋友、老乡帮助寻找。调查对象大多对于干什么工作没有明确的考虑，只要有工作都愿意干。许多入城就业农民对政府进行培训表现出很大的希望和需求，希望政府能通过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