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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国家竞争力剖析 　　中国、印度和美国的竞争力各有不同。但分析各国竞争力，需要有科学的工具和方法，也需要对文化基因和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竞争力是一个工具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了一次排名。有必要对这个排名进行客观性审查。竞争力是一个工具。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高，其长久的经济表现就会更好。假如一个国家穷的不得了，但是竞争力排名很靠前，就难免让人对排名的客观性产生怀疑。 　　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一排名，在宏观经济环境、创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12个衡量指标中，有一些指标是可信的，但它也把很多事情，包括GDP增长等都搞在一起，导致宏观指标不太可信。 　　比如评论一个小孩的数学学得好不好，在衡量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的时候，竞争力指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不是他的学习结果，因为学习结果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这一全球竞争力排名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特别清楚地区分原因和结果。 　　另外竞争力的指标偏多。很难让一个政府同时在所有方面提高竞争能力，总得有些指导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有些指标是关键，另外一些东西可能附带就能达到，没必要都列在一起。 　　比如对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分析，简单数据显示，从2010年和2011年的研究中，仅MIT一所大学创造出的公司的整个销售额大概相当于全球第17大经济体。为什么MIT一所大学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你可以说它有好的科学家，但为什么MIT就有好的科学家？你可以说它有好的实验室，但为什么MIT有好的实验室？这些因素还是属于表面上的东西，而非真正的竞争力测量指标。 　　假如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分析方法，可能要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来进行测量。仅仅MIT一所学校，就有30多个教授获过诺贝尔奖。但是即便是诺奖获得者的数量测评也只是一个结果，真实的东西是，MIT的竞争能力，其实是学术的绝对自由和人才机制。虽说它的终身教职设置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它同时也使教授能有一定的冒险精神；然后是整个制度的创制：MIT人才的流动性很强，它把全球作为一个人才大市场来遴选人才。MIT的毕业生不能马上在MIT任职，而是要有全球任职的经历才行，其评估也由全球专家进行综合性评估。 　　很多教授可能在创建公司后成为亿万富翁，但基础科研照样不耽误，而且，他最终想的还是做科研，这种科学精神是竞争力方面的内涵。而这种竞争力，第一很难复制，第二如果没有大的制度条件——独立于政治的学术自由，也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大学得有学术自由。这完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机制。虽然我不是教授选的、而是上面任命下来的，大学也没有民主制度，但教授确实有学术自由，另外他们的政治权利很大。 　　在中国，大学从学院院长到校长到党委书记，各种职务都有很大的权力，教育部的控制也非常紧，但如果不改变这些东西，可能也就不会创造一个创新的条件。 　　什么是国家竞争能力？从归类上来讲是三类，一种是复制能力——生产设备能不能很快上规模的能力；另外一种是创新能力：与实验室有关的创造新产品、新的科学知识的能力；还有一种是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各种条件支持，将已有的不同知识重新组合，创造出全新的知识和新的领域的能力。 　　在中国，创新是一个大工程，这很重要，就如同美国有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计划一样。MIT有很多这种从无到有的创新，但现在逐渐是结合创新（recombinate-innovation），风头越来越劲。比如谷歌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其实作为分离的技术以前都存在，但结合后无需人工控制，完全创造了新的东西。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自由度，缺乏学术自由，可能会产生前两种形式的创新。从原子弹到卫星的复制和独立研发，苏联过去有这种物理学的项目，中国现在也有各种实验。但第三种结合式的创新绝对不会有。 　　在这种结合式创新中，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不该起什么作用？ 　　政府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在知识创新方面可以提供关键的“被动作用”——即“允许”的作用。以GPS为例，在美国都有这样的过程：先是政府支持的项目、甚至是政府实验室里直接出来的，接着通过将其马上公开而获得社会性——知识虽是政府拥有，但允许私人企业家、学术机构将它社会化；此外，政府还提供推动作用，表现为出钱支持一类的；现在证明，政府组织竞争的作用也非常关键。本来一个研究项目是过程上的东西：写建议书，表明雇用人数和目的。同行评审后，政府出资建实验室，实际上政府支持的是研究参与者，而不看重过程，能不能出成果是不确定的，但它会支持最后的产品。这种创新模式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管你是否求名，只支持你创造出的东西，搞大赛。从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到最早互联网应用等都是这样出来的。结合性创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