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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士兵》中的日本侵华战争-社会科学论文 《战斗的士兵》中的日本侵华战争 文／刘忠波 国民总动员与龟井文夫的战争纪录电影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日本内阁情报部等部门多次召开文艺界座谈会，动员文艺界人士投身中国战场，为国家战争宣传服务。除了专设的日本军部报道部，以及通讯社、报社和电台等派出的专职随军记者之外，一批批作家、导演、画家和摄影师等也被“委托派遣”先后赴武汉、华南等地区，也被称为鼓吹煽动侵华战争的“笔部队”，在他们回国之后，出现了一个中国战场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高潮。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所主导的政府一直在国内采取高压政策，要求文艺界人士对战争行为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在国民总动员体制下，文艺创作缺乏自由，中国战场题材的文艺作品大多是歌颂、美化侵略战争，配合军事行动，大肆吹嘘战果，塑造“神国不灭，皇军不败”的日军神话。也有文艺界人士由于作品配合“国策”不力，被日本政府限制自由，剥夺话语权。较为典型的事例是1938年作家石川达三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小说《活着的士兵》，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等罪名被判处四个月监禁，缓期三年执行。 纪录电影一直被官方认为具有较高的战争宣传价值，尤其是日本后方的民众渴望了解前方的战况。电影导演龟井文夫就是在这个时期以随军记录的形式，先后拍摄了《上海》( 1937)、《战斗的士兵》(1939)两部纪录电影。《战斗的士兵》受陆军省委托，由龟井文夫监督、编辑，松崎启次制作，日本东宝文化映画部出品，主要拍摄于1938年。《战斗的士兵》一片的拍摄获得了陆军省的支持，片头就以字幕的形式致谢了部队对摄制组的充分支持。龟井文夫能够获得陆军省资助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剪辑的《上海》获得了军部的认可，被认为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战斗的士兵》完成之后，没有通过陆军省苛严的审查，并被禁止上映，批评意见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分析和描写现实社会，制作使一般大众真实地认识现实社会实态的影片。《上海》和《战斗的士兵》暗示战争以来的悲惨，企图启发一般大众的反战的共产主义意识。”1942年，龟井文夫也因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入狱。龟井文夫被视为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具有左翼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曾于1928年至1931年留学苏联，后来因患肺结核病而回国的经历。这一段经历对其日后的创作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二战后，《战斗的士兵》一度被认为已经销毁，或者遗失，直到1975年才重新被发现，但是现存的版本只有66分钟，而非是最初的80分钟。 在当时日本官方宣传机构借高压宣扬侵略思想的战争时期，《战斗的士兵》没有像众多欺骗性宣传的“战场电影”（又被称为“大陆电影”）那样大肆美化战争和日本部队，能够较为忠实地记录一段战争过程，反映了日本士兵在中国战场的精神状态，保留了部分真实的历史影像文献，显示出事实文本的价值性。很多研究者都将龟井文夫的《战斗的士兵》视为一部反战纪录片。实际上，作为一部战时纪录片，《战斗的士兵》是否具有反战属性，或者是否反映了龟井文夫的反战思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在，大陆正在为产生新秩序而体验着强烈的阵痛”（字幕），这句话可以视为龟井文夫全片表现的主题和重点。从结构上讲，《战斗的士兵》大致可以分为驻扎部分、行军部分、作战部分和武汉部分四个段落，中间穿插着中国百姓的内容。全片没有画外解说，配以同期录音，以字幕的形式补充交代画面内容，实现影片的叙事。 驻扎部分的几处段落较为忠实地呈现了日军非作战的日常状态。在前线的根据地，日军正在休整，他们修理坦克、枪械，锻造马掌，炊烟四起，很多士兵和衣而卧。战地医院的军医们为照顾伤员而忙碌，X光诊断，显微镜细菌检测，刻意凸显日军较为先进的医学条件。“支那大陆不管哪里的水质都非常差，部队想念家乡清澈的水”（字幕），卫生队仔细而严格的水质检查，强调了部队对卫生状况的注重。炊事班生活做饭，影片字幕提出： “干的菜、土豆和萝卜，用增味粉做汤，但是士兵希望能够吃上新鲜的蔬菜。”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战斗的士兵》缺少秩序化的精神激励，没有直接说教，与战时宣传体系要求意志坚定、英勇作战的日军作战形象塑造并不一致。 其中一段人声录音是对一个“被俘虏”了的中国农民的审问——问：你几岁了？答：30岁。问：你有没有孩子？答：有两个。问：你想回家吗？答：当然想回去。问：你在乡下做什么事情？答：种田的。 行军部分拍摄了大量的日军紧急行军的内容。日军不断深入，由南京经江西进发，向武汉形成合围。战马段落是全片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拍摄了被部队遗弃在路边伤病的战马缓缓倒下的镜头，字幕是如此描述的：“情况紧急时，将兵马舍弃后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