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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民企文化传统剖析 　　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儒学，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西方世界大都信仰基督教，《圣经》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的不同，使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体现出很大的差异。 　　 　　家族制中的儒学 　　 　　中国的民企大多选择了家族企业这种制度。中国家族企业的覆盖面之广和延续时间之长，有非常鲜明的特色，而这种企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儒家伦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学对家族企业制度的作用有诸多体现。首先它要求希望建立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企业主要管理层模式，这是降低交易成本、缩小企业经营者圈子的有效措施。深受儒家传统伦理熏陶的中国近代企业家，总是信不过别人，生怕与他人合作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其结果只能安排自己的子侄、亲属在企业的高层上做事。这样，由家族控制企业这一点是做到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道德危机：族中子侄尽管在形式上都会听命于家长，但难保不会出现人品道德问题。当然，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宁可选择家族企业，毕竟血浓于水，血亲与外姓相比，前者毕竟更容易获得信任。而且，家族企业出现道德危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问题在第一代在位时未必就会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使出现苗头，第一代的心理也往往希望通过加强管束和提倡中国合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来加以遏制，不像同外姓的关系那样容易迅速地彻底破裂。 　　企业家对儒家伦理的重视，一是为了正心修身，二是为了齐家。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对上海十里洋场的道德沦丧感慨之至，他说他自己“平居省俭如在乡村”，而“看得洋场习气，奢靡成风，教育无方，殊非久传之道。历观富贵之家，无传二三代者，十年三反复，于今尤甚”。他把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上升到企业成败、家道延续的高度来认识。 　　企业家希望用儒家伦理来协调家族企业中家族管理层的内部关系。家族管理层的父子矛盾和兄弟矛盾，除了人的道德品质因素外，主要源于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为了缓解家族内的矛盾，家族中人或家族会议就往往强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劝导儿子孝顺父母，弟兄间各方相互谦让，勤俭克己，安于本分，而不要兄弟阋于墙。 　　因而，重视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说教就是为了搞好家族企业，要搞好家族企业就要遵行这些伦理规范。 　　第二，把企业当作放大的家族，企业当家人也就成了这个大家族的家长。 　　陈光甫是一个很有时代精神的银行家，他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比较西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然是少数非家族企业之一，但陈光甫仍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并用儒学来规范大家的认识。他说：“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陈光甫所谓的“忠”，是指“为理想，为事业，为团体”，他是从企业大家庭的角度来尊儒的。中国近代企业的这一特色，我们至今在东亚许多国家仍可见到。 　　 　　《圣经》中的契约 　　 　　家族企业并非中国特产，西方也有。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除了家族企业外，合伙的契约制也是非常普遍的。 　　《圣经》对于合法的商业活动是持鼓励态度的，这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中世纪的“圣人”――天主教理论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基于对《圣经》这一原则的理解，构筑了一种“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其中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丰裕的经济条件”和“保持私有制”。《圣经》强调人们在买卖中必须进行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是主的要求，也是主制定的原则。“主憎恨一切诡诈的交易”，对非正义的欺诈行为，“主”认为是不可饶恕的恶行，予以严厉的谴责和惩罚。 　　《圣经》本身就是神、神子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而且，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往往以宣誓的方式来表白订约的诚实、担保履行的信用，因而，契约必须严格履行和遵守便成为《圣经》的重要原则。《圣经》告诫订约人不可背誓，无论如何要实践向神立的诺言。它警告说：“背信的人自食其果。”《加拉太书》第三章更明确地写道：“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说吧，契约一经签署确立，就不能废弃或更改了。”从而将商事活动必须诚实信用的原则贯彻到了契约的规定之中，所以就形成了“契约神圣”、“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法律” 　　这一原则，表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生活的通则。 　　由此，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企业管理采取分工明确，分层负责，各司其职，按绩付酬。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因此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企业不景气时，靠大肆裁减员工来减轻工资支出，员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单位或薪水更好的职位就会跳槽。 　　西方的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中，人与人之间是按照契约方式合作的，而不是靠血缘亲朋关系。例如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