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与上海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现状分析.docVIP

服务业FDI与上海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现状分析 　　1.文献综述 　　理论分析 　　国内外关于FDI的相关研究起步比较早，研究内容十分全面，研究结果也相对成熟。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兴起的，所以对于服务业FDI的相关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增多。主要是一些针对服务业FDI的动因、影响因素及其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而关于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很少，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本文的文献综述将从FDI的贸易效应入手，然后讨论它对于服务业FDI的服务贸易效应的适用性。 　　国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理论界对FDI的讨论也是从跨国公司开始，并形成了很多理论派别。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理论的大致有：海默（S. H. 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Casson）为代表的内部化优势理论；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Kiyoshi Kojima）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有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提出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制造业FDI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有其特殊性，所以这些理论能否适用于服务业，学界对其适应性做了很多探究，但形成的纯理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动因之上，以下介绍其中的一些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Casson，1985）将传统的“内部化”理论，置于服务市场研究，发现在服务部门中也存在类似于生产部门的内部化中间市场的优势。卡森认为，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由此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性，而由这种不完善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所以该方式成为企业经营方式的一种选择。 　　邓宁（Dunning，1988）的“三优势”理论是关于服务业FDI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它源于邓宁在1976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制造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大优势。1980年邓宁将折衷理论沿用至服务业，同样认为服务企业也必须具备上述三种优势才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989年他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一文中，对服务业FDI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该篇文章中他详细讨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分析了服务企业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得出结论：折衷理论的框架适用于服务跨国公司，此外他还例举了一些特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中应具备的优势。该理论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了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动因，被广泛用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研究之中。　 　　刘明华（2007）在上述动因的基础上做了补充，他认为各国产业结构升级使服务业逐渐成为产业的重心，为服务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技术的进步不仅创造了很多新的服务行业，也使得原来难以贸易的服务具有可贸易性；服务企业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不仅仅是为了提供优质的服务，赢得良好的声誉，更是为了借助已有的竞争优势，拓展海外市场，以便进一步巩固这种优势。 　　经验分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关于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之间的专门研究，直到2001年，美国学者W. Hejazi和A. E. Safarian（2001）利用引力模型和美国的数据研首次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有着极为显著的正面作用。欧盟在2002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同样指出：服务业的外向直接投资不仅对服务出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还和服务进口正相关。GrufeldMoxnes（2003）也利用了引力模型，以及OECD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同一投资国来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总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从侧面说明由FDI建立的商业存在所提供的服务取代了服务的出口。此外他们还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服务的出口；相比东道国GDP的变化来说，投资国的GDP水平变动引致的服务出口变动更为强烈；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模式受国家之间距离远近的影响显著，并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陈宪和谭智勇（2003）同样在引力模型之下，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了商业存在和跨境贸易的关系。结论是：由于服务业的外国商业存在便利了服务市场信息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境服务贸易十分活跃，服务业的“商业存在”非但没有替代服务的“跨境贸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　 　　李练军（2010）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总量、结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总量的提高，而且有利于中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