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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汲古阁书跋试谈汲古阁刻书性质 　　摘 要： 坊刻又称“书林”，集中在金陵、苏州、福建、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苏州府常熟县的汲古阁，由毛晋创立，刊刻书籍数百种，流布海内外。坊刻和汲古阁的刻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特点十分鲜明，前者偏重在商业盈利的目的，后者偏重文化品位，文章以汲古阁书跋为切入点分析汲古阁刻书性质。 　　关键词： 毛晋 坊刻 家刻 书跋 　　一 　　毛晋作为明末清初重要的出版家和藏书家，师从钱谦益，自天启年间伊始在以后的40多年中出版了近600种书籍，他出版的书致力于使唐、宋、元作家的作品集，史书，儒家经典注疏及士人为读者对象的小说的宋元珍稀版本。 　　从出版史的角度来讲，把印刷品作为商品出售，以谋利为目的的是坊刻，否则便是家刻。但是这一条标准并不能把二者界分清楚，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毛晋汲古阁的看法。有人认为，毛晋自己斥资，他又是个学者，校对印刷的质量又很好，应该算作家刻；也有人认为，汲古阁编印发齐全，体制完整，人员众多，印刷量大，远销国外，是很完备的出版大企业，应该算是坊刻；也有人认为，毛晋刻书的前期，用“绿君亭”的名称，这时期出的书，应该算是家刻，后期用“汲古阁”的名称，应该算是坊刻。在出版史著作中，对汲古阁的归类尚未一致。 　　何忠林在《苏州大学学报》发表的《明代吴中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一文中，将毛?x汲古阁归类为书坊，笔者觉得不太妥当。根据钱大成所编的毛晋年谱可知，毛晋刻书不是始于何忠林文中所提到的崇祯元年成立刻书作坊，而是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刊刻颇具规模，后来由于屡试不中的原因，彻底放弃了仕途，在崇祯元年扩大了刊刻书籍的规模，并不是成立书坊售书。 　　在胡英发表的硕士论文《毛晋汲古阁刻书研究》中也认定毛晋为以刻书为业的坊刻家，该作根据叶德辉的观点“毛氏刻书，至今且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光绪年间，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得出刊刻众多，流布寰宇，就只能是以出售书籍为生的坊刻家才有的成就。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汲古阁刻版存亡考》以及封树芬的研究基本推翻了上述的论述，叶氏所云光绪间“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寻常之本”，当为书坊翻刻或仿刻毛本，由国图藏《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得知版本价格不同，初版即为汲古阁刊刻，大多数再版则为汲古阁衰落之后，书版散落在各处书坊翻刻而来。一些书贾为了射利，甚至伪造汲古阁本，影响了汲古阁本的声誉，使不明就里者混淆，并不是流布至清末的本子全部为汲古阁刊刻，所以胡英得出的结论并不存在立论的依据。 　　有人把坊刻和家刻混为一谈，归类于私人刻书，这样是不妥当的。家刻和坊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坊刻的书籍不仅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印刻周期短，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刻书机构，书坊别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等。进入明代书坊发展相当迅速，但坊刻正是因为从“射利”的角度出发，无论什么书，“闻价高，即为翻刻”，甚至有些书坊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在翻刻部分书籍时，随意抽减书中文字，校勘不严，出现错字错篇，甚至于惊动官府，当然，这是说的士子必读的经书，因为经书是士人登官取禄的工具，错了会影响士人的前途，直接影响到政府基层选官的问题，所以官府会严查不待，如此重要的书籍都会刊刻出现大量的错误，普通的民俗读物必然会有更多的问题。 　　日常实用类图书，例如农书、医术、日用小丛书、年画、善书等；应试图书、童蒙读物；俗文学读物，如传奇、唱本、戏曲、民间通俗小说等，成为了书坊刊刻的三类最基本的图书。坊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于小说的刊刻，特别是演绎史事的小说，这个在明代的书坊中特别明显，由于明代工商业的发达，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生活在都市的居民，不管是官吏还是地主，商贾，都需要饱食之余的娱乐，需要文化上的享受；而“市井细民”也同样在搜寻一种述愁解闷的手段，而小说技能满足前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适合市井细民的兴趣，不需要深厚的文化背景就能理解内容。对于这样的书籍，官府的刻书机构又不屑一顾，于是就给书坊有了很好的生长空间，也给那些熟知史事又富有想象力的士人提供了除仕途之外的另一条求生之路，因而这类书自然地成为了书坊大量刊刻的主要类型。 　　家刻本顾名思义，某种意义上是在自己家里进行刊刻活动，属于私人印刻行为，区别于坊刻本因“射利”而刻和官刻本因事而刻。 　　家刻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尽管部分家刻和书坊一样，经史子集无一不刻，所刻门类多，范围广，但是在家刻的整个发展体系中，“射利”并不是目的，藏书家自己刻书是家刻的主要构成部分。 　　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必须得有自己的藏书，这样他们必然倾心于书籍。各方求购图书、抄秘本珍籍、校旧刻本、编丛书、以及刻书，之后他们的藏书不断丰富，学者逐渐变为藏书家。随着藏书的增多，文化典籍的极大丰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