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总供求衡调节中的财政政策.pptVIP

第三节 三中全会：改革税制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1年 财税改革在系列改革命题中的地位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此之后将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税改革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纵观中国30多年改革历史，一直以财税改革作为主要线索，很多时候作为突破口。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4年前的“放权让利”阶段。放权，放的主要是财权；让利，让的是财政收入中的税收和国企上缴的利润。正因为放权让利，从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打开突破口，进而调动企业、个人、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才使得改革得以顺利启动。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开始走向制度创新。1994年主要涉及财政税收领域的改革，正因为这项改革搭建起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框架，以此为基础，才使得其他改革得以开展。 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次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还是有必要把财税改革作为主线索和突破口来配置。 关于1994分税制 1994年财税改革，是要搭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框架。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有些改革是扎实推进了，比如公共财政的建设；有些改革，在遇到障碍时，做了相应变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上，变通的成分比较大，从而在不少方面偏离了1994年的改革方向。 1994年税改，管住了地方的税收优惠。此前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基本办法，就是滥施税收优惠。 管住税收优惠后，出现了“乱收费”的问题。地方通过“乱收费”，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费改税”，即税费改革。花了几年时间，直到本世纪初，把乱收费的口子收住了。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又找到了通过土地的出售，获取资金的办法。随后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地方债膨胀的问题。 正因为财税改革的深化，促使政府转变招商引资的思路。从滥施税收优惠、乱收费，到土地出让金，到现在地方债，这四个阶段，实际上是改革触及既有体制弊端所带来的副产品。 分税制演变为“分钱制” 1994年确立分税制是“三分”，即分事、分税、分管。在实施过程中，财税体制单兵突进，没有其他方面的跟进相伴随，遇到很到障碍。各级政府的事权，很难划分清楚。事权划不清，分税、分管都不现实。 当三个方面遇到麻烦时，要让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只能退而求其次，分税就退化为分钱。某级政府缺多少钱，往往通过上级的转移支付把钱补齐。在2006、2007年时，发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与现实不符，就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当财权退化为财力，事权相应退化为支出责任，跟事权也没关系了。这笔钱该某级政府花，就把这笔钱给某级政府——这个体制也能运转下去。 1994年以来这20年时间里，在按照分税制的框架，逐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每遇到困难，我们就对方案本身做适应性调整，并以适应性的方案取代作为目标的理想方案。这些适应性调整，使得财政体制一步步从“分税制”退化为“分钱制”。 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是，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需要依赖中央政府，才能平衡自己的支出。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规模不能过大。如果一级政府财政中，50%都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它肯定不会有长远考虑的，其行为也不会理性。特别是当转移支付的获取，不是在一个完全法制的背景下，还需要“跑部向钱”，需要疏通关节，带有种种不确定性。久而久之，会造成地方财政收支体系的不健全，也易造成一定的腐败现象。 这样一种财力配置的思路，不能发挥地方政府收支安排的自主权。一事一议的方式，也不是94年财税改革的目标。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无论是权力配置还是财力配置，都有两个线索，一个收入线索，指的是财权和财力；还有一个是支出线索，指事权和支出责任。 中央上收事权是解决的一个办法，但也可以是下放支出责任。下放支出责任，可以是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将一些事权委托给地方；也可以把一些收不了的财权，直接留给地方，同时把支出责任也留在地方。 财税改革方面，仅仅提出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未提到收入划分方面，它只规划到2020年的改革事项，只有7年时间。这个方案并不是理想化的，它是一个全面的行动方案，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 积极财政政策 【时间】2008年12月－ 【背景】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