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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生命成本假说剖析新型城镇化道路 　　摘要：本文介绍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在内涵上的不同，并以生命成本假说为基础，比较不同阶层的劳动者的生命成本，说明传统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率较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并进而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农业产业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应当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生命成本假说 农业产业化 　　一、引言 　　2013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预示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持续发展。截止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伴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应该逐步淡化二元经济结构。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本趋于弱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了 加强的趋势。中国农村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低农业生产率，低就业的吸纳能力的局面并未明显得到改善。这就在根源上导致了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生活方式、消费意识、人口素质的脱节，使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不能得以释放。政府虽然通过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税、农产品最低限价等途径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但农村的内生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发展起来，依靠财政收入补贴、政策优惠、进城务工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新型城镇化以扩大内需为明确目标。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把扩大内部需求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内部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在私人消费方面，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按照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超过9亿，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消费增量足以创造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8）。在我国的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的比重占50.32%，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对于扩大私人消费需求具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有效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研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传统城镇化及其相关理论的缺陷；第三部分介绍了生命成本假说的分析框架，并据此说明传统城镇化仅仅依靠人口的迁移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型城镇化需要通过农业产业化扩大农村内需；第四部分做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传统城镇化及相关理论的缺陷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城镇化已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迅速。截止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过去的文献在研究城镇化对内需的扩大作用时，往往暗含了收入是消费需求的唯一影响因素的假定，并由城镇化提高了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的事实，得出城镇化将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的隐性结论。如“城镇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途径。（辜胜阻等，2010）”。“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程式化进程，城市化的演进又推动了收入的稳定增长，收入的持续增长又刺激了消费需求的高涨。（贺建林，李慢，2009）”但本文认为（1）收入的增长并不等同于消费的持续增长，且消费增长率也不等价于收入增长率。（2）真实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仅仅包括农民市民化，更重要的是农业产业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市化在涵义上有着很大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以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认为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得到的只是数据上的城镇化。而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真实城镇化的程度。而实际上，城镇化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整体变迁过程，它不仅是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演进和变迁”成德宁（2004）。只有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普遍受益，且具备与市民一样的待遇，而且消费方式向城市消费方式进行转变，从而改变农村的边际收入倾向，才能实现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目的。 　　三、生命成本假说及其现实依据 　　（一）生命成本假说理论的简单回顾 　　生命成本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定货币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和以时间为唯独支出的体力、脑力与心理负荷成本的总和（陈惠雄，2005）。生命成本假说由三个假定构成（1）消费的本质意义在于满足消费者的生命（快乐）需要，消费品满足消费者快乐需要的属性即其效用U（蒋自强等，1996）。（2）理性的消费者总是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做购买的决策，即使购买某消费品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消费者为此支付的边际生命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