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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G20机制完善的思考 　　[摘 要] 2016年9月，G20峰会将首次在中国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引领和塑造全球治理方向的最前端。因此，中国一方面应借助主办此次会议的良机唱响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应利用峰会主场优势促使G20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即从推动G20议会主要负责人会晤机制，促进G20内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中等强国等群体的政策通气和信息交换，充实协调人执行职能，以及构建机制化同各区域组织和多边国际机构互动关系等角度入手，借以增强G20机制的决策力、执行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 G20峰会；常设秘书处；机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8-0114-06　　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于2016年9月4-5日在中国杭州召开，这是中国首次“接棒”G20峰会。G20峰会是全球经济治理建章立制的核心平台，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意味着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引领世界发展方向、引导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标志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正当的国际政治权力之外，还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初步拥有了缔造制度规范的权力，为中国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转化成国际秩序的规制力和塑造力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和渠道[1]。　　作为危机应对机制，G20峰会最初的宗旨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筹集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共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回顾过去十几年来的历程，该组织已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2]。如今，G20机制代表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0%、世界人口总数的近70%和国际贸易总量的85%，并且在G20中不仅包括美、欧、日等传统西方大国和中、俄、印、巴等新兴大国，还吸纳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韩国等数个中等强国。同时，从文明归属类型看，G20涵盖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以及非洲、拉美等多种文明体系；从地域及其区间分布看，G20包括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成员。G20正是这样一个将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等多股力量群组、多种文化背景、多元利益诉求，纳入共同框架、鼓励“跨界合作”的治理平台[2] 。G20尽管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选机制还远不够完善，但“合并同类项”后却可以发现，G20是现成国际多边机制中在合法性和正当性方面遭受舆论指责、诟病强度相对最小，实现对各方利益契合性与兼容度交集最大化的载体媒介。　　2016年9月，中国将首次举办G20首脑峰会，在全球治理议题设计和规则制定方面，承担起引领方向、塑造理念、创新模式的职责。“中国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以主动进取的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投身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洪流之中”[3]。由于9月杭州峰会之前，G7、BRICS、MIKTA都召开过一系列各层级、多领域会议，达成协调彼此之间立场，努力形成共识以求在G20峰会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中国首次作为东道国主办G20系列会议，要想在维护自身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尽可能协调好各方诉求和利益，需要加强形势分析、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提前做好预判和布署，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部分国家搅局干扰，真正使此次峰会达到惠全球、利长远的预期效果。目前，G20峰会总体设想和主要议题已基本确定，各项筹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为使本届峰会平台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应，现就如何举办好G20峰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利用主场优势推进财金秘书处的设立　　目前，对于G20的质疑主要源自于该组织较低的对话效率和缺乏建树，这将成为2016年中国承办G20所面对的重点议题。长期以来，由虚及实和化虚为实就是推进全球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措施中最艰难的环节，二十国集团应当是议事机制还是决策和执行机制，一直都是困扰G20工作方向和职能定位的“痛点难题”。二十国集团如果仅作为一个非正式的论坛性机制，而没有常态运行、精干高效、专司主营的执行机构，那么，峰会通过的各项提案、决议必然难以落实到位[4]。同样，G20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偏软的弊病如果长期得不到实质有效解决，就很可能导致机制的治理能力倒退，于是就引发出是否应设立专职秘书处的激烈争论。关于要不要推动建立常设秘书处的问题，将是作为峰会东道主的中国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首先，专职秘书处的设立是为了协调各工作组的有序运转和文本议案的交办落实，如果没有单设秘书处，G20决议的约束力和有效性都将大打折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专职秘书处的设立是有违G20的论坛初衷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因此对各种已有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而可以淡化二十国作为大国本身的利益色彩；再说，秘书处的筹备和确立不是简单的职位、编制的增减问题，其规程细则的研拟、工作情况的评议、拟议项目的选定，以及内设机构的安排等等，都牵扯到多个力量版块、利益组群、集团派系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