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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谈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又称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一般是指在犯罪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及社区代表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专业法律人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带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社区成员的谅解。 　　刑事理论界对刑事和解的起源存在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传统的刑事观念是以犯罪人为本位的，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不定期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20世纪60年代后，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由于被害人的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获得赔偿。随后，英国的法改革者提出了赔偿被害人的理论，并致力于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和解研究。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不仅成为一种潮流，而且在许多地区逐渐成为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补充。笔者将从刑事和解的现实及理论支撑、建立该制度的重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设计与构想，为我国刑事立法提供参考意见。 　　一、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及理论支撑 　　在刑事诉讼中，我们不难见到这样的尴尬局面：子女虐待老人，老人走投无路将子女告上法庭，法院依照程序作出判决以制裁虐待者，子女反而更加憎恨老人，老人也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家庭生活，甚至其生计更无着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或其家属除了因国家对犯罪人施加刑罚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之外，有时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被伤害的身体、心灵无法面对随之来的生存压力;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经常出现犯罪人家属因为对抗刑罚而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情况，造成双方间的敌对态势。可见，简单地对犯罪人一判了之，在使犯罪人人身权利受到强制限制或剥夺时，并没有完全恢复被害人受到的损失，这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上也不佳。这种情理法的脱节，呼唤着一种新的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引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提出，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追求体现了刑事纠纷解决的轻缓化和效率原则，刑事和解适应了世界和我国的刑事司法潮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在公共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属于恢复性司法程序。实践证明，恢复性司法相对于运用国家刑罚权和高成本的监禁刑来制裁一些犯罪，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同时恢复性司法有效避免了刑罚本身的副作用，在矫正犯罪上成效显著。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倡导“和为贵”，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底蕴，司法上也形成了调解的历史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盛行于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办案方式”，就是一套着力于调解的司法模式。现实生活中，普通百姓比较厌诉，不到迫不得已不愿对簿“公堂”，对于纠纷的解决，和解比打官司更具有吸引力。邻里纠纷引发的一些轻微伤害案件，大多是在公安机关或村治保人员的调解下“握手言和”。更重要的是，当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嫁接到素有调解传统的东方时，这种刑事和解很快契合了中国社会多重的价值诉求。当犯罪行为损害了他人、社会等和谐关系时，国家司法程序不仅应使罪犯受到处罚，更应当修复这种损害。刑事和解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单纯惩罚”到“惩罚恢复兼而有之”的进步，是法律与道德情感的最佳结合，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可见，在和谐发展的前提下，立足于传统调解土壤，充分吸收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有益经验，应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 　　二、我国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重大意义 　　当前，在社会发展飞速的同时，我国也进入了各种矛盾交织的矛盾突现期，犯罪正处于一种高发的态势，这种状况给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需要通过非犯罪化或非刑罚化的新途径来解决司法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程序，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诉讼是对抗性的，而和解是合作性的，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青少年等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生活帮助等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会。它不仅以替代性方式进行了司法分流，在审判之外以协商的方式很好地化解了纠纷，节约司法资源，而且鼓励被害人、犯罪人积极地参与司法程序，有助于消除误解和潜在的犯罪诱因，重建更加和谐的社区关系。可见，在我国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