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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语文教育的哲学视角-中学语文论文 试论语文教育的哲学视角 林忠港 语文教育应当属于“人”，属于大写的“人”，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而当今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绑架了日常教育，造成人性的分裂和人的片断化。不管是什么文本类型，一律被肢解为生字新词、好词佳句、段落大意、表现手法、主题思想等若干考点，情感的体验渐行渐远，整体的美感不复存在，言语的智慧消失殆尽。西方哲学已经从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教学却止步并迷信于认识论。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文本类型出发，探寻相应的哲学视角，重塑文本的阅读姿态，建构有哲学意义的语文教育范式。 一、不断变迁的文类划分 现代语文独立设科伊始，教材文类划分主要还是遵从高步瀛斟酌姚、曾两家所定下的“诗古文辞十六类”，后黎锦熙等人将文本类型划分为“纯文学”与“杂文学”，①蒋伯潜则分得更好，认为纯文学包括辞赋、诗歌、小说、戏剧等，杂文学包括论辩、序跋、箴铭、颂赞、规约、诏令、奏议、书牍、赠序、哀祭、传状、碑志、记叙、典志、杂记等。②这种划分清楚实在，反映了深厚的文学教育传统，以及在“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语文教育深耕华夏土壤的民族性。“纯文学”与“杂文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文章双轨并行的划分法，它对滋养文学灵性和培育实用技能，都有重要的价值，成为民国时期主流的文类划分法。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后，虽然整个社会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出现了以白话为主体、为本位的语文教育体系，但是在语文教育中，这种大的文类划分格局也未曾改变。 1925年，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根据思想路径，将文章分为“以客观的吸进来之事物为思想内容”的“记述之文”和“以主观的发出来之自己意见为思想内容”的“论辩之文”。前者是“从五官所见所闻吸收进来的”，后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③“记述之文”又分为“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两种，“论辩之文”又分为“说喻之文”“倡导之文”“考证之文”“批评之文”“対辩之文”五种。梁启超先生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对文章进行分类的，对“杂文学”进行了细化，功不可没。 编写于1935年到1938年的《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首先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论说文”两大类，然后记叙文再分化为“记事物的形状、光景”的“记述文”与“记事物的变化经过”的“叙述文”，论说文再分化为“说明文”（后曾改称“解说文”）与“议论文”。④虽然这里的“文体”指的是文章中的“成分”，叶圣陶先生说一篇实际的文章往往含有两种以上的“成分”，但是毕竟以一种“文体”为主，所以“记述文”“论说文”“说明文”“议论文”可以视为四种“基本文体”。“四分法”完成了对“杂文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现代“文章学系统”。 1963年前后，在“汉语”“文学”分科陡然停止的情况下，统编语文教材在未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推出了新的“文章学系统”，把天下“文章”归并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三类“基本文体”。⑤且不说“三分法”本身的是非曲直，单看“三分法”对“四分法”的轻率挪移和强行归并，就背离了文本类型的划分标准，偏离了文本的基本特征。中学语文教育在20世纪末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与这种简单、草率的“三分法”不无关系。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文本类型重新进行了分类。新课标将文本分为“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三个类别，“文学类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实用类文本”包括新闻、演讲稿、人物传记、调查报告、科普文章等，“论述类文本”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等。新“三分法”标志着文学、文章两大系统逐步走向融合与统一。 文本类型的划分往往决定语文教育的重心与方向。纵观现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发现，现代语文教育的文类划分走的是一条曲折之路。建国前，清末民初时期的“二分法”体现了深厚的文学教育传统，梁启超先生的“二分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先生的文章“四分法”则开创了现代文类的新局面。建国后，如果说旧的“三分法”意味着文类划分的历史脱轨，那么新的“三分法”则代表着文类划分的理性回归。 二、新“三分法”的教学价值 与以往文类划分不同的是，新“三分法”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纳入其中，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以散文的归类为例，民国时期的“纯文学”是不包括“散文”的，“散文”只能散居于“杂文学”中，当然这里“散文”指的是古代散文，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了大量的现当代散文，但是“杂文学”却没有现当代散文的容身之所。也就是说，作为主导文类的现当代散文既不属于“纯文学”，也不属于“杂文学”，成为“被剩余”的文体。可悲的是，枝繁叶茂的现当代散文同样不能完全地被“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所兼容。相比之下，“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这种新的“三分法”能够更好地解决“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