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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间借贷的组织模式与法律规制-法律 论民间借贷的组织模式与法律规制 刘中杰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民间借贷有其自身特殊的社会网络和信任模式，应当存在于“准熟人社群”中，也即现代社会人格化色彩相对较浓的人缘、地缘或产业群体中，且应当有其独立性、暂时性、相对封闭性和一定的范围、规模限制，而不应大范围铺开于现代金融市场。基于此，对民间借贷的规制方向应当是适度阳光化，监管方式则应以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自律监管和社群内自我监督为主，以正规监管为辅，如此方能有效发挥民间借贷自身优势，防范和化解风险。 关键词 ：民间借贷；社会信任；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DF43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04-0164-08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结构的调整，民间借贷日趋活跃，逐步走向组织化、专门化、跨区域化和职业化。在拓宽融资渠道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间借贷的风险传递性和扩散性越来越强。随着我国民间借贷规模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地保障交易秩序和减少违约风险，而是防控其可能带来的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公共风险。 一、民间借贷的定位 我国法律未对“民间借贷”作出完整定义，只能结合1991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第6条及2008年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77条推导出实践中司法机关审理借贷案件时的认定。民间借贷究竟应当如何界定，金融法学术界和实务界聚讼已久，近年来泾渭渐明。能够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是将其划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对其广义界定更为强调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如Krahe：ne和schmidt( 1994)认为，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以是否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为区分。对“民间借贷”的狭义界定则强调其发生于“个人之间”，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调研组在2012年8月《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风险防范法律问题研究》调研报告中亦将是否仅限于个人之间的借贷作为区分广义狭义民间借贷的标准。为便于探讨，笔者于本文中综合借鉴学者岳彩申及朱德林、胡海鸥的观点，将“民间借贷”界定为虽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其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未来发展中可能取得相应牌照的民间金融活动（近似于“灰色金融”），而不包括绝对违法的“黑色金融”；并不限于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 理论争议或者较为概括。民间借贷在金融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则不可谓不丰富，诸如行会、轮会、小额贷款公司、地下钱庄、协会等各种形式的名讳层出不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的态势。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曾对金融借贷资本及其风险进行针对性研究，借鉴其对金融周期阶段性的划分，或可将我国的民间借贷行为按照目的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个人之间临时用于生活周转的借贷，这一类相对简单传统，不再赘述；第二类是抵补性融资，只根据自己未来现金流量做抵补性融资，这是最安全的借款者。民间借贷中很大一部分资本是善意用于生产经营的，它们的未来收入流可以覆盖资金本息；第三类是投机性融资，根据预测的未来资金丰缺程度和时间匹配情况来确定借款，基本可以还款，但风险较大。民间借贷中，借到的资本也有一部分是投向风险较大的项目，如果投资成功，或不发生重大财务危机和宏观政策调整，资金是可以偿还的，但如果投资失误或者融资环境变化造成债务链断裂，则有违约风险；第四类是庞氏融资，融资目的是偿还前期借款，采用连环信贷保证资金流在短期内不中断。这种融资纯粹出于投机目的，未来收入不能覆盖本息，或者根本就不产生未来收入，风险极大。在此分类基础之上，不难推知，庞氏融资涉刑可能极大，基本属于“黑色金融”范畴，而对投机性融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者和执法、司法者大多以结果来定，无法偿还者多以犯罪论处。虽然这种处理并不完善，但其结果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行为及其目的。至少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对这两种情况而言，刑法治理意义远大于从金融法制完善的宏观层面进行规制引导的意义，故后文不再对此展开。 无论对“民间借贷”的理论界定如何争议，实务梳理如何归纳，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即“民间借贷”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金融现象，与我国金融管制过严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因为金融市场上私主体对借贷资本及其保值增值的愿望在正规金融框架内无法满足。例如，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的99%以上，对GDP贡献超过60%，创造80%的城镇就业岗位，能够得到银行融资的却不足10%，上市融资的更是不足万分之一。与此同时，民间资本已逾30万亿却苦于投融资渠道狭窄而难以流转获利。既如此，80%以上的中小企业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