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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补强证据规则问题浅述 　　摘 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发挥着直接证据的诉讼功能，建立口供补强证据规则非常必要和迫切。《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充其量只是具有证据补强意义的制度设计，而不是补强证据规则本身。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基本问题的研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笔者主对补强证据的主体进行概述，深入剖析口供补强证据的条件，认为存在辅证补强或单独证明两类情况。我国对口供没有明确的定义，同时，对被补强口供范围的规定也较为模糊，补强证据到底应具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力、证明标准，这些都需进一步具体化。针对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证据规则；口供补强证据；个体补强；系统补强 　　一、补强证据的概述 　　补强证据规则就是指某一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以佐证的方式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设置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某些单一的证据在质量上缺乏足够的证明价值，“因此需要对这种证据从数量上加以补强，即从数量的角度来强化该种证据在质量上的证明价值，以此保障借助这类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可靠性。”从补强证据角度而言，口供之所以需要补强，其理由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口供的本身已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二是口供的证明力尚不充分，单以口供来认定有罪并不充分。因此要在认定有罪时除口供以外尚须有补强证据的存在，这里的补强法则并非特别独特的法则，该法则只能说是“疑似的补强法则”。 　　二、口供补强证据的条件要求 　　与其他证据规则一样，口供补强规则也存在着证据的品质要求。易言之，能补强口供的证据应当满足该规则独特的条件要求。 　　我国在立法上对于证据证明标准的规定一致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原则性规定，不仅缺少操作标准而且规定过于单一，在实践中，证明标准的高低影响着证据之间证明力的分配。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标准是条弹性的规定而传统意义上的硬性要求，采用此种方法既能够与证明标准的判断规律相符合与我国的司法环境相一致，毕竟证据的证明标准是审判者的自由裁量，因审判者通过内心衡量从而才形成的内心确信，非一种确定的客观性事实，但同时也要在口供的虚假预防及其审判者自由裁量权限制方面多加关注，这就要求我们在口供的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方面设立一定的要求，但口供的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过高或过低都会在诉讼效率和发现诉讼真相影响案件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三、口供补强问题 　　（一）对“口供”无明确定义 　　我国法律理论中未对“口供”一词有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只是在相关立法中有涉及，而且使用很不规范。在理论上既未对口供的定义进行具体规定，也没有详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导致口供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制度设计缺乏理论基础。定义的空白直接导致了立法上的使用混乱。立法先是使用“口供”一词，接着后面都使用“被告人供述”，貌似“被告人供述”就等同于“口供”，但是在理论上“口供”的外延要远大于“被告人供述”，口供不仅指供述，还指无罪辩解，而且口供不仅限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也属于口供的范畴，所以立法的表述是对“口供”的误解。同时，我国法律理论中也未明确提出过“补强证据规则”的定义，在很多国家补强证据规则是一条独立的证据规则，是在某种证据存在弱点的情况下，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不仅限于口供。而且对于补强证据的证明力、证据特征及证明标准等问题有详细的规定。而我国证据规则中未提及这一规则，只有关于口供的一条原则性规定存在。这一点正反映了口供的相关理论问题在我国还存在很多空白函待填补。 　　（二）法律理论对被补强口供的范围规定不明确 　　被补强口供的范围主要讨论哪些口供是需要补强的。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是否所有的刑事案件中的口供都需补强。二是庭内口供与庭外口供是否都需补强。三是口供中的哪些内容是需要补强的。这是口供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首要问题。对于以上三个问题在第二章列举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争议和实践中的做法，但是我国法律理论对此规定的模糊不清。 　　口供中的那些内容是需要补强的，我国法律理论也没有明确规定。该问题实际上是口供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的问题。国外对于该问题一直有“罪体说”和“实质说”的分歧，我国理论界也未达成一致观点。有学者认为要对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进行补强，有学者则认为要对犯罪构成的主要要件进行补强，还有学者认为要对犯罪构成的一部分要件进行补强。也有部分学者赞同“实质说”。理论上的分歧带来实践上的做法不一。有要求对全部犯罪事实进行补强的，也有要求对部分犯罪事实进行补强的。各法院对于犯罪事实在什么范围内需要补强操作不一，不仅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而且法院的同案不同判有违司法的科学性也有损法律的尊严。 　　（三）我国法律理论没有明确规定补强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