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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农业管理方式初析 　　[摘 要]古埃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管理的成效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古埃及统治者格外重视农业管理。特别是在新王国时期，法老通过强化王权和完善官僚机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对农业的管理效率。统治者结合适当的税收制度，在此基础上有效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创了埃及新王国时期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局面。 　　[关键词]古埃及；农业；管理方式；税收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古代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农产品的富足是古代国家繁荣的标志，亦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形式。（1）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古埃及统治者从古王国、中王国时期开始就很重视农业生产。至新王国时期，埃及王权空前强化，法老借助宗教神权从意识形态领域增强了对国家的控制力。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文献则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统治阶层对农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为此，本文以新王国时期的古埃及农业生产为研究对象，以新王国时期农业管理文献为基础，通过透视古代埃及主要农业管理手段来揭示古埃及新王国农业管理模式，以求管窥古埃及经济体系运作方式。 　　一、王权与神权之下的农业管理 　　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农业管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法老作为国家的唯一主宰，被称为“两土地之王”，意指法老领有上、下埃及所有的土地。虽然法老可以将土地赏赐给神庙、大臣、军人，但是这类土地一般不能买卖，只有使用权。（2）因此，从名义上说，这些土地作为法老的财产，理应受到法老的监督与管理。 　　纵观古埃及历史，法老作为农业管理的最高领导，对农业生产一直都保持着至高无上的管理权。尤其是新王国时期，法老统一管理农业的优势开始显现，他能够以充分掌控资源为前提实施农业生产管理。不难设想，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埃及，如果没有统一的指导和管理，各自为政的生产状态显然不利于农业的进步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古埃及的“统治者作为管理者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可以提高（农业）系统的效率。”[2]（p.136）例如，“收割时间就意味着要动员整个村庄的所有劳动力，包括妇女和小孩。自新王朝开始，奴隶和违反国家法律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参加收割，并且在紧急的时候，军队都会被派遣去帮助收割。”[3]（p.99）而新王国时期不断强化的王权自然会提高农业管理的效率，有效增加农业产量，为维持新王国时期埃及国力强盛的局面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古埃及的独特宗教思想观念，也让法老完全掌控农业成为了可能。从埃及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7-2191年）开始，埃及经常会出现与农业相关的祭祀仪式，如“在底比斯的敏―阿蒙的丰收节日上，法老会割下第一束小麦，仪式中会由一头公牛引领前进。”[1]（p.16）这种祭祀仪式无疑从思想观念上强化了法老作为农业生产领导者的形象，促进了王权和神权在农业管理层面的融合。为了保证神权对王权的绝对支持，法老会向神庙献上丰厚的祭品，如拉美西斯三世时期的《哈里斯大纸草》中就记载了法老送给神庙祭品的种类，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农产品，其中包括“各种牲畜，13433（头）；土地，36012（阿鲁尔）；花园，11（座）；工场，2（座）；干净的谷物，73250（16倍小袋（海凯特））；蔬菜，3300（捆）；亚麻，3000（大包）。”[4]（p.185）法老将大量农业产品用于献祭的行为无形中分配了大量农产品，这种分配不仅带来了神庙对王权的支持，也从精神观念中确立了法老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王国埃及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从根本上巩固了法老的农业管理权，为古埃及农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二、官僚机构与农业管理 　　埃及很早就出现包括各州的地方长官、国家任命的官员和书吏在内的专职处理农业事务的官员。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的和水利的官僚集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集团。”[5]（p.37）事实上，这些官僚机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管理农业的需要，法老通过这样的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地逐级管理农业生产活动。 　　从已知的史实而言，新王国古埃及官僚机构的复杂性和严密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法老通过维齐尔（宰相）、地方官员、书吏逐级管理国家，这些官吏也就成了农业管理的直接实施者。这一时期不断强化的王权为法老构建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法老通常还会将大部分具体事务交由维齐尔（宰相）（3）处理。新王国早期，维齐尔的内政职责中就有一项是专门负责监督“田地管理者”[6]（p.328）另外，新王国时期的官员很多都保有农业管理者的头衔，如图坦卡门时期的库什（Kush）总督―胡伊，他的头衔为，“库什代理人。卡迈迈特地方长官。牲畜管理人。”[7]（p.427）其中“牲畜管理人”的头衔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通过与“库什代理人”和“卡迈迈特地方长官”这样重要的地方行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