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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国家体育场项目（13）存在的问题政府承诺的协调工作未落实 在投资协议中有一个兜底条款：北京市发改委会协调各部门帮助联合体取得利益。但如何协调，至今仍是一个令律师无法调解的问题。同时，在诸如企业冠名，观众座位椅冠名等商业运作方面，甚至是国家体育场参观门票价格制度方面都出现过商业与公众利益冲突的问题，勿庸置疑，上述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体育场的赛后运营效益。 案例：国家体育场项目（14）存在的问题因项目功能定位不准导致协议重大修改 纯商业运作模式与国家体育场政治意义和国家形象的冲突，加快了国家体育场运营权的转移。在赛后运营中，由于产权持有方和原运营方理解上的差异，使得国家体育场的运营在过去一年中波折不断。即便是国家体育场门票的定价，背后也充满了争议。在国家体育场正式引入赛后运营的一年后至2009年8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信联合体在北京饭店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 北京市政府持有的58%股份将改为股权，主导经营场馆，并承担相应责任。成立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协调小组，形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导下，由国家体育场公司负责运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全力配合的新体制。这也意味着，由中信集团、北京城建和美国金州控股共同组成的中信联合体放弃了自己30年的特许经营权,转而获得永久股东身份（原中信联合体成员共持有42%的股权）。从一定程度上说，30年经营权的终结，也意味着ＰＰＰ融资模式在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中的首次应用夭折。 案例：福建泉州刺桐大桥因项目生命周期无契约安排导致失败 1996年底通车的福建泉州刺桐大桥是内地首个PPP项目，但是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 代表社会资本的名流公司和泉州市政府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名流公司持股60%，泉州市政府持股40%，项目公司取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建成后，政府逐渐将40%的股份退出，但是此后政府又在大桥附近建了几座桥，并且免费通行，导致刺桐大桥的项目公司虽然有收费权，但是并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项目失败的原因是名流公司最初并没有与泉州市政府签订PPP标准文件，只有一份红头文件，没有相应的项目生命周期安排， 在PPP项目中，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契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北京地铁14号线（1）风险与收益责任清晰 北京地铁14号线,是一条连接北京东北、西南方向的L形骨干线路,全长约47公里,属于北京地铁网络中的一条长大线路,2014年底全线开通。 　　14号线初始投资总额约500亿元,是北京市目前在建地铁项目中投资额最大的线路。该线路全部建设内容划分为A、B两部分。A部分主要包括洞体和车站结构等土建工程,约为350亿元,占初始总投资70%,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地铁十四号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委托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B部分主要包括车辆、信号及机电设备等,约为150亿元,占初始总投资30%。 京港地铁将通过使用股东投入的资本金50亿元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来投资、建设、运营北京地铁14号线。在已经开通的4号线中,京港地铁负责投资、建设4号线项目B部分(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机等),租赁使用4号线项目A部分(洞体、车站结构等)。 案例：北京地铁14号线（2）公平分担客流预测风险 项目决策和招商谈判阶段，客流预测平均预测客流量的一个低限值，则相应的客流风险由政府承担直接影响各方对未来客运收入、政府补贴力度的预期和判断，政企双方皆面临来自客流预测准确性的风险。为此14号线PPP项目采取了多种方法以减缓客流预测风险。 一是政府和社会投资者共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共同完成14号线客流预测工作，并将相关客流预测成果作为协议的预测客流，以最大程度地形成14号线客流预测共识。 二是设置客流变化风险分担方法。如实际客流低于预测客流的特定下限，则相应客流风险由政府方面承担，以有利于保证PPP项目实现基本收益，增强社会资本投资信心；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高客流发展，设置了超额客流票款收入分成机制，防止在出现超额客流情况下投资者过分收益和政府补贴过多支出，该机制也鼓励特许公司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增加客流，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三是设置3年周期的客流检验机制，如果任一检验周期内各年平均实际客流量低于；如客流长期低迷，可终止协议。 案例：北京地铁14号线（3）合理预测票制票价风险 北京市地铁自2007年以来一直实行2元/人次的单一票制票价政策。14号线PPP项目招商期间，从北京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就已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北京市票制票价政策可能进行调整。为此在14号线项目机制中专门研究了应对此风险的处理措施，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