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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说总结 　　【内容摘要】西方心理学史家为了说明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动因和规律,往往求助于时代精神说,不同时期的心理学史家对时代精神有不同的阐释,但大致可归于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两大范畴。前者视时代精神为社会文化氛围等客观因素,忽略了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后者则把时代精神理解为超越于物质的主观精神力量,无限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心理学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因素、个人心理因素和对象―逻辑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时代精神说 伟人说 自然主义 主观主义 　　 　　一、引言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心理学史编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问题。而心理学史着重研究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往往求助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但是,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内涵却有不同的阐释,有人把时代精神理解为超人的非人为的力量,有人把时代精神界定为主观的范式,也有的人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社会文化模式。可见,“时代精神说”在心理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 　　不同的时代,心理学家对时代精神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史观也会导致对时代精神的不同理解。因此,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进行合理性重建,对于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动因、理解旧史向新史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二、时代精神说的历史流变 　　由于不同的时代心理学家对“时代精神”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对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说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故而,我们须先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史家的时代精神观的历史考察,来说明时代精神的内涵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在不断的充实和扩大,也越来越生态化。我们对时代精神的纵向考察沿循两条路线,但这种路线的划分只是为了让时代精神的历史流变更清晰,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一)自然主义的解释 　　以下分别考察自然主义阵营中的心理学史家的“时代精神观”。 　　1.E.G.波林的时代精神观:自然说与人格说 　　波林在其经典史作《实验心理学史》中最先把历史哲学中的自然说与人格说引入心理学史的编纂,用以说明科学进步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波林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常“受当时、当地文化的思想习惯的限制,也就是受时代精神(zeitgeist)的限制”,因为“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之前,来的过早,就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以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 　　波林是偏爱时代精神说或自然说的,但是,诚如波林所言:“历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多重的因果关系在统治着,单独有效的原因是过度的简单化”,因此,波林又将人格说召回来,以补救自然说的不足。他说“哥白尼和冯特的思想本身都是自然现象,而作为科学里程碑的那些天才的真知灼见的疏倏忽出现却是微妙的神经历程。历史过程的解释在包括这些微妙的神经历程时可依旧保持自然性而不变。所以,自然说实即包含人格说。忽视伟大人物的前行事件就构成了伟人说;但一旦查问什么东西造就伟大人物的伟大时,就又复返于自然说了”。 　　2.D.舒尔茨的时代精神观:自然决定论和人物决定论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可以从两种途径研究科学史,即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科学史的人物决定论着重于特定个体的成就和贡献,依照这种观点,科学发展的进步和变化都直接归因于某些个人的意志和超凡的能力,这些人独自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人物决定论的概念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里程碑式人物的出现,伟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但他也意识到了“人物决定论不足以完整的解释科学或社会的发展”,因为,“通常的情况是,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贡献在他们有生之年被忽视或受到压制,而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得到承认”,这说明,时代可以决定伟人的主张是被接受还是遭到拒斥、是受到褒扬还是遭到蔑视。 　　于是,舒尔茨转向了自然决定论,认为“是时代决定了个人,或者至少使得个人的言论获得了承认的可能。除非时代精神和其他的背景因素接纳了新的研究成果,否则,新观点的倡导者就不会得到关注,或者被排斥,或者被置于死地。” 　　因此,舒尔茨最终决定用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这两种方法来考察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他说“真理似乎存在于历史的人物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时代精神的文化条件在促进或抑制新观点方面肯定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并不否认科学史上人物决定论的重要性”,因为,“存在着伟大的人物,但也存在着伟大的事件,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 　　3.W.维利的时代精神观:时代精神、地域精神与伟人说 　　维利在谈到“是什么造就了历史”时,认为“他本人不在时代精神-伟人说这一理论连续体的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