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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析 　　提 要：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关键词：时文；阅读史；科举制度；出版文化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2 　　时文，又称制义、八股文、制艺、四书文、时艺等。到了明代，时文已经成为官方以政令形式推出的程式化取士制度中最重要的考试文体，时文特殊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阅读群体的数量在明清社会极为庞大。本文将阅读史1理论引入明代时文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阅读史研究有别于传统时文研究只注重文体、格式以及政治影响，转而更加注重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地点、阅读习惯等方面的探究，同时观照时文阅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关联和影响。另一方面，明代作为科举制度发展的成熟期，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逐渐形成的“去取之间，止据文字”的选官模式影响深远，2以至于明清两代凡应举士子必读时文。时文政治属性的突显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加上出版印刷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坊刻、私刻兴盛起来。明代出版商抓住了时文出版这一商机，选稿、组稿、刊印，将出版时间大大缩减，大量时文刊本涌入文化市场，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时文阅读活动的发展兴盛。科举制度为时文阅读提供了政治保障，欲仕进则必读时文；出版业的兴盛则为时文阅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到了晚明社会更是呈现出“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形势。1纵观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发展历程，根据呈现的不同特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萌芽期、明中期的发展期、明末的鼎盛期。 　　一、从经典到试录程文：明前期时文阅读的萌发 　　明初国体方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恢复阶段，取士采用多途并进的方式，“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2科目考试初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3命题范围“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4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祖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印发至所有郡县学校，供学生科举之用，而诸书皆废。 　　科目取士在明初并未形成垄断局面，政府更加注重培养士子的综合素质，力图选拔综合性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如太祖朱元璋设立科举制度，“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具求实效，不尚虚文。”5王世贞亦云，明初“科举取士，务得全材。”6《明状元图考》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状元曾?ぃ?永乐二年甲申。曾?ぷ肿?ぃ?江西吉水人，自幼颖敏端重、言笑不苟，五岁识象戏字，治《书》经举进士。对策几二万言，不起草。上奇才，召问典故，辄应口对，命撰《天马海青歌》，挥笔立就，词气豪宕。赐冠带、朝服、玛瑙带，深沐眷宠。群士有以文士荐者，每曰：“得如吾曾?し褚?？”登科考，成祖欲求博闻多识之士，命学士解晋?裉煳穆衫?为题，意士必为所窘。及得?ぞ恚?学问渊邃，敷奏详明。上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7 　　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明初政府“务得全材”的决心，亦知晓明初应举士子主要以儒家经典阅读为主，且在研习深度方面亦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明行修、博通古今”的真才实学者在明初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