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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京津合作历程 　　【摘要】2013年3月，京、津两市签署《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将从区域规划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科教、港口物流、人才、文化旅游会展、金融、环境保护和建立合作机制等10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这标志着北京和天津正式开启了合作之路，这个良好的开端必将带动首都圈的发展。在此“协议”背后，本文着重研究了京津关系的演变，是怎样从相竞相争发展到相互合作，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京津合作的必要性，最后提出推进京津合作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竞争 合作 首都圈 战略 　　一、京津竞合关系的演变 　　自从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天津便在铁路、电报等近现代工业发展方面开了全国先河，并逐渐发展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仅次于上海，并且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而北京过去却长期是纯消费性城市，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在1949年，天津的GDP是北京的2.5倍。当时对两城市的功能定位是合作关系，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津则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 　　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实行了“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建设方针，天津则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京津的经济地位发生转换。北京1953年和1957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都强调“工业基地”的定位，并投巨资建立了一系列大项目和大型工业区，成为重工业城市，1979年北京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市GDP的64%，重工业占工业的64%，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辽宁。与此同时，天津的经济地位却正在下降。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曾实行“限制沿海、支援内地”的政策，天津作为沿海城市，发展受限。1958年至1967年，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在这期间几乎没有新的投资，还迁出数百工厂。京津经济发展“一快一慢”，天津的经济规模逐渐从远远超过北京到与北京旗鼓相当，再到被北京超越。到1978年，北京GDP为1257亿元，天津GDP为1133亿元，天津经济规模仅相当于北京的90%。 　　改革开放以后，京津的城市性质历经了几次变迁，北京的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开始谋求经济转型，天津则确立“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随着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中央曾三次批示要求北京不再发展重工业。198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不再有“工业基地”的提法。位于北京城区的工业企业大量外迁。天津此时成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建立全国首批经济开发区。北京不再有“经济中心”的定位，天津则转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地位回升。天津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后，2008年以来每年经济增速都超出北京6个百分点以上，并且在2011年实现人均GDP超过北京。 　　城市定位的差异化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天津在经济发展领域的竞争，两城对产业项目、高端资源争夺日趋激烈。上个世纪90年代，京津两城产业的同构现象较突出，其中重工业的同构现象尤其突出，并开始了资源争夺。新世纪以来，京津围绕首都第二机场、北方产权交易中心、全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等大项目开展了激烈的竞争，结果虽不至两败俱伤，但对于推动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毫无益处。 　　最近一次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京津两市的功能分工，将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没有提及“经济中心”，将天津城市功能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京津两市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经济中心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由此可见，对京津两市的定位，不是要进行一进一退的竞争，而是要促进两市形成相互合作的共赢局面。根据国务院的定位，北京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依靠自身优势，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上；而天津则要依靠自身的工业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中，京津两市若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必然形成合作互补的共赢局面。 　　二、京津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核心区域，加快两市合作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京津合作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京津合作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北京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集聚效应的负效应逐渐突出，已经需要发挥扩散效应了。北京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布局城市功能，疏解北京过多集中的功能才是明智的战略，而天津虽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但是其集聚效应还是大于其扩散效应的。我们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下放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向周围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二）京津合作是巨型城市未来发展的要求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在1961年曾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