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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农民工非正式组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大批农民进城务工，逐渐形成一个规模的群体――农民工。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农民工群益受损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维权渠道狭窄甚至维权无门的情况下，农民工自发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维权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非正式组织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其存在既有合理性又有不安定的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管理 　　1农民工的现状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日益庞大。农民工虽然身体进入城市，但在权利和福利方面却难以融入这个城市。他们从事着城市所谓的“脏、乱、差”的工作，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而且经常被拖欠工资。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资源稀少，甚至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始终是“外来户”，而且被贴上“素质差”的标签,遭受着城市居民歧视的眼光，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２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成因 　　虽然农民工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话语权上却处于弱势地位，两者显现出极为不对称的情形。当现有的正式制度安排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需要时，农民工只能寻求体制外的力量或组织以达到维权的目的。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看，农民工为避免单打独斗的风险，选择“抱团取暖”，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维权组织，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2.1乡土规则的延续 　　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和处世规则密不可分。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虽然身处异地，但在思维当中还是从未脱离着乡土的行为模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他们是按照乡土社会的规矩和原则组织和思考。面对城市这一陌生的圈子，农民工在情感和规则上更倾向于认同乡土圈子。原始的乡土规则在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 　　２．２工会维权的缺位 　　我国工会之所以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处于缺位状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比较大，工会现有的组织模式在吸纳农民工方面明显存在不足，一部分农民工流离在工会体制之外，导致农民工找不到自己的组织。尤其是农民工大多在私营企业务工，私营企业的工会组建率更低，致使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更是缺位。二是企业工会主席不是广大工人选举产生，而是由企业管理层任命或兼任。此外，工会会费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企业承担，造成工会在财权上对企业的依附，，形成“老板工会”的局面。当发生劳资冲突时，工会往往会站在企业一边甚至与企业联合起来打压工人。由此产生农民工即便加入工会也无济于事的尴尬局面。 　　２．３正式制度下的高昂维权成本 　　在我国现有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下，始终存在着维权成本高昂的问题。维权成本的昂贵，使得农民工不愿意也无无法走体制内的维权道路，只好选择诸如“老乡会”这样的体制外的维权组织去维权。由于自身的维权组织不仅有效而且成本低，农民工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样的组织。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３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初探 　　３．１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农民工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面对强大的资方，单个力量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需要联合起来以对抗资方，同时对作为第三方的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农民工非正式组织满足了农民工的这种组织需求，使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增强了与资方相抗衡的力量和资本。 　　３．２增强农民工权利意识 　　通过自身维权组织成功维护了自身权益，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维权信心。这种体制外的组织促进了农民工的觉醒，使农民工敢于斗争，争取本属于自己的权益。这无疑有利于培养农民工的权利意识，预示着农民工作为一种新的阶层力量正在崛起。通过多次维权经验和教训总结，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壮大，锻炼和增强集体维权的能力。 　　３．３维护社会稳定 　　虽然农民工通过自身组织进行维权时，引发了劳资冲突，影响了社会安定。但这种冲突在可控的的范围内属于建设性的冲突。它不仅避免了农民工“跳楼讨薪”个体悲剧式的抗争，而且为劳资冲突提供了一个释放口，避免由于劳资冲突的长期积累和集聚得不到释放而导致的社会不安甚至社会动荡。 　　３．４以一种倒逼的方式促使工会改制 　　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不是去找工会，而是向自身的维权组织寻求帮助，这无疑削弱了工会的群众基础甚至合法性基础，构成对现行工会体制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农民工的未取得官方认可，没有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