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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分析 《伪君子》（1664-1669）是莫里哀最优秀的喜剧。它在17世纪大约上演了200场，在18世纪上演900场，在19世纪大约上演1100至1200场，是法兰西剧院上演场次最多的剧目。 1.上演过程 1664年5月，应路易十四要求，莫里哀写成三幕诗体剧《答丢夫或骗子》，在凡尔赛的游园会上演出。上演时，高级教士们坐立不安，向国王提出控告，说这出戏“否定宗教”，必须禁演。迫于教会势力，路易十四也只好下令禁演。 贵族、教会势力一时得逞。莫里哀上书国王为作品辩护，并把剧本由原来三幕改为五幕，把《答丢夫或骗子》改为《伪君子》，说明剧中打击的并不是一般的宗教人士，而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骗子。主人公改名为巴纽夫，并由原来穿的僧侣的黑袍子改为半僧半俗的装束。 1667年8月，《伪君子》在王宫剧场正式上演。但第二天，最高法院院长趁国王出征、他料理国事之机下令禁演《伪君子》。莫里哀上《第二陈情表》，派演员追到国王所在地，但国王不敢明确表态，把事情拖了下来。 1669年1月，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决定缔结“教会和平条约”，教会纠纷暂时平息下来。宗教迫害也不能不有所收敛。莫里哀看准了这个时机，第三次向国王上陈情表，请求撤消禁演《伪君子》的成命。路易十四批准了他的请求。1669年2月5日，即“教会和平条约”签定的当晚，《伪君子》终于正式上演。 这次公演时，莫里哀索性取消了二稿中的修改，恢复了原样，主人公复名答丢夫，只是他的装束用了世俗的打扮。 2.答丢夫的形象 伪君子答丢夫是全剧的中心人物。莫里哀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本性，对他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 首先，他善于把“世人尊敬的东西”当作工具，骗取人们的信任，作为达到卑鄙目的的跳板，这是一切伪善者的共同手段。 17世纪法国宗教十分盛行。一批虔诚的宗教信徒轻易地就能上教会人士的当，原因就在于教会人士抓住了教徒们轻信的弱点，用宗教做幌子、以“良心导师”之名干尽坏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私下来历犯罪不叫犯罪”。作者把答丢夫写成一个以虔诚信士为身份的骗子，一方面指明当时人们对于宗教的糊涂观念，以祷告上天的信士之面目出现，不论真假，都能得到像奥尔恭这样愚蠢的宗教信徒的信任；另一方面又通过答丢夫的形象戳穿教士们的假面，露出他们的本相，让人们认清答丢夫的所作所为原来正代表教士们的本质。 其次，作者通过他“贪食、财、色”的行径揭露出伪善者的丑恶嘴脸。他自诩为奉行禁欲主义的苦行僧人，却是个大吃大喝、红光满面的酒色之徒；他声言自己已经把奥尔恭的施与分赠穷人，却在处心积虑地图谋奥尔恭的家产；为了自己不慎捏死一只跳蚤，他虔诚地忏悔不已，实际上却不惜置奥尔恭于死地而后快。更突出的是，他连袒肩露臂的女仆都不敢注目，却有肆无忌惮地调戏欧米尔。他见桃丽娜时掏出手帕，用教训的口吻说：“把你的双乳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这一语就道破了他肮脏的内心世界。 第三，答丢夫的伪善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奥尔恭一家险遭不幸，是对伪善危害性的一个形象注解。几百年来，这一形象始终保持了它的生命力，在西方语言中，答丢夫已成了伪善、“故作虔诚的奸徒”的代名词。 剧本对不辨真假、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行为也作了有力的批判，批判的对象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奥尔恭，他的失去理智和痴迷愚顽使他险些遭难。作家对他有讽刺也有同情，基本态度是希望资产阶级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再受害。 桃丽娜是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她身为女仆，但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在奥尔恭家里，她最早识破答丢夫的伪善外衣和他贪图金钱、女色的本性。她鼓动奥尔恭一家人与答丢夫的伪善做斗争，积极支持年轻人婚姻自主。莫里哀突出体现下层女仆的聪明、机智、勇敢，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 国王在剧中并未出场，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明察秋毫，处事果断，赏罚分明，不忘奥尔恭立过功勋。剧本结尾的重要意义在于体现路易十四的国策，即保持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力量平衡。既然宗教骗子危及他的臣民，他自然出面干预。剧本对国王的正面歌颂，是取得路易十四支持的重要保证。 3.《伪君子》的艺术成就 首先，本剧基本上符合古典主义的要求：韵文诗体，分五幕，遵从三一律。人物形象扁平、概念化。 古典主义体系和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塑造性格的方法上。古典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大多是片面、静止的，缺乏矛盾和发展。这是根据观念产生的性格。在这里，作者的主观性表现的十分直率而明显。尽管优秀的剧作家在主观性的狭隘范围内也能创造出真实的形象，然而古典主义美学准则还是限制了他们的创作才能。他们没有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天才，而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常与早已确定的美学原则发生矛盾，从而受到这些准则的限制。如莫里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