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流行文化回顾.docVIP

50年流行文化回顾 沈宏非 目前流行的“流行文化”一词，本来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色彩，指一种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流行、批量生产、定向投放、具有程度不一的文化特征的消费品。这并不表示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工业化社会就无法制造出自己的流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国近５０年来的流行文化划分为两个时期，即１９７９年之前和１９７９年之后。 新中国成立的头五年，是中国流行文化年表上至为关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年后开始逐渐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主要是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强调，使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化，全部都具备了“流行文化”的主要特征，甚至可以确信，１９７９年之前的新中国文化，都是广义的流行文化。与此同时，新生的政权更急于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流行文化遂进入第一次的大规模塑造，不过推动者并非资本，而是意识形态。 然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随即发现他们正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以现代文化工业角度来看，即一方面是对殖民地传统的彻底消灭，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不无艰难的去芜存菁，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激增，市场极度饥渴。 在对本土的传统进行选择性继承的同时，流行文化的生产，更多的是把他人的产品毫无顾虑地拿来，当成自己的产品————这正是流行文化的另一个特征。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因较早投入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供应者。在波兰、捷克和苏联国内，那些并不一定被视为流行文化的文化，一旦进入中国，立即荣登流行榜首。像《牛虻》这样一部爱尔兰人写的小说，半世纪来始终不见西方经传，却丝毫也不妨碍其成为一代中国流行文化“追星族”人手一册的革命言情小说。 作为新中国几乎是唯一的外来文化补给渠道，苏俄文化对于中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之复杂、之持久，令人难以想像。直到今天，苏联早已解体，但是５０年前的苏联文化，依然是中国流行文化狂欢节中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今天，当一个醉醺醺的中年中国男人在卡拉ＯＫ唱起《心儿在歌唱》或《山楂树》，依然有潸然泪下的可能。今年，曾经受过“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之心灵抚慰的几代中国读者，为普希金诞辰２００周年所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绝对不会在俄罗斯面前失礼。祭过诗人之后，一家公司则远赴乌克兰，试图以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工具之一的电视剧，来重新包装很可能已被原产地人民遗忘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两部片名失败（按照当今流行文化的标准）、市场成功的苏联影片。作为反修防修以及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必读教材，它们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持续了近２０年之久。以至于流行文化大师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这样描述一个北京小学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语言—行为模式：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注：均为影片对话或旁白）王朔解释说：（对于苏联电影的学习）“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的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流利交际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１９７１年，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在中国上映，其热卖程度，致使江西数百人在电影院被挤踏至死，足令今之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失色。然而，中国观众对这部朝鲜悲情影片及其同名歌剧的追捧，除了当时严重的资源短缺之外，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对苏联旋律的美好记忆。 在苏联传统之外，５０年代初期留给中国流行文化的遗产，现在只剩下产自东北的秧歌舞。５０年后，扭秧歌这一载有某种“解放记忆”的流行文化产品，仍然不时地出现于官方、民间的庆典，以及北京某些马路两旁的空地。至于列宁装，据时尚专家预测，未来有可能以某种变体而再度流行。 用了很多篇幅来回顾苏联文化的影响，是因为它具有的那种对物质的极端鄙视，对英雄主义的无限景仰的美学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出生在本世纪四五六十年代的整整三代中国人。今天，当我们观察或消费经这三代中国人里的一部分之手创造或传播的流行文化之际，实在不应将以上历史背景予以剥离。 ６０年代开始，中苏交恶，中国的流行文化也开始不再依赖进口。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大跃进民歌作为中国自产流行文化的代表作闪亮登场。虽然相当部分作品仍带有苏联传统，例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及其超现实主义色彩，其比兴和意象，毕竟均属国产。１９６２年，冷战全面就绪，中国流行文化的外来渠道从此一概断绝，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为民族独立事业献身的烈士，为解决短缺经济而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甚至生命的各行各业代表人物，被充分地载入流行文化，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被推至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