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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国际援助之利弊 　　二战后，由于国际援助成为帮助欧洲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手段，西方国家于是希望同样的援助形式可以拯救贫困落后的非洲。然而在实行国际援助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国际援助的本质和宗旨随着发展环境与经济模式的变化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变，结果，贫困和不平等的情况在那些脆弱的国家依旧严重。国际援助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这一话题因此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质疑与批判。本文将就国际援助存在的正当性和对其失效的批判观点进行总结，并通过中非案例来讨论什么才是不发达国家真正需要的援助。 　　“援助（aid）”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官方发展资助（ODA）的一种严格的形式，其基本思想是有条件的资源转移，其条件主要包括比国际资本市场上可以获得的条件更优惠更宽松的贷款和资金。 　　国际援助的正当性 　　在较早的研究中，国际援助对于接收国的经济增长、贫困状况、以及社会公平的改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国际援助的真正兴起是在二战后，也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颁布后，马歇尔计划强调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双边援助，而联合国以及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则象征着多边援助的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Kanbur，2003）。除了以上历史因素，不同的国家有其自己的理由支持国际援助的发放。 　　在有关于国际援助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有效性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援助使接收国总储蓄量增长这样的结论（Rosenstein-Rodan，1961）。根据Hansen和Tarp（2000）的总结，集中于国际援助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国际援助、储蓄、以及投资，在Harrod-Domar增长模型中，国际援助被看作是通过增加储蓄量而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而储蓄量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制约因素。之后，在Chenery和Strout提出的双缺口模型中，一国的进口能力因对经济增长具有潜在制约性而被考虑进模型中衡量国际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还表示在不同的时期总储蓄量和进口能力会依据研究国家的不同分别考虑（Chenery and Strout，1966）。第一阶段的研究表明国际援助为接受国带来总储蓄量的上涨。在第二阶段的实证研究中，除了对于增长模型的选择外，投资量也被看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Papanek提出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因素可以检验国际援助的实际效果，Hansen和Tarp则在其2000年的研究中证明国际援助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并且与总储蓄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正相关与否无关（Hansen and Tarp，2000）。第三阶段的研究建立在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数据基础上，并且也考虑了政策对于国际援助有效性的影响。在针对这一问题的三个较为突出的研究中，只有Burnside和Dollar 证明了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国际援助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正面的影响。并且，除去在样本选取和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分歧，这三个研究都表明了相似的结论――国际援助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来自捐赠过的国际援助体现了其背后不同的目的，纯粹的经济目的到政治兴趣都有（Eckaus and Bhagwati，1970）。按照援助目的来分类，第一类则是联合国和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他们是传达“为了道德准则和国际团结，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主要媒介。第二类单指美国，美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中体现着其推动国际政治发展的长期目标。据国际开发署1970年的报告显示，美国1%的国民生产总值中1/3作为国际援助，1/4作为军事援助发放到接收国（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65）。过去的殖民国家作为第三类援助国，在其过去的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发挥着与殖民时期相差无几的作用，但对非洲以外的殖民地，通过双边援助，也发挥着共同发展的作用。第四类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他们致力于通过密集的援助项目而非传统的发展资金援助，来推动与接收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第五类国家是指那些比较小的资助国，他们无力承担多个国家的援助，也没有明显的偏好去选择某个特定的国家，于是他们通常集中在技术援助或者参与国际援助联盟。 　　对于国际援救的批判 　　由于国际援助令人失望的表现，对于国际援助的批判也随之而起。最具影响力的批判观点来自Peter Bauer和William Easterly，前者因其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国际援助消弱接收国的经济增长――而为人们推崇，他对于国际援助的定义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一种由资助国纳税者提供，接收国政府接收的资源”（Bauer，1975），而从这一定义来看，显然国际援助的实质已经与其原本的意图相去甚远。Easterly的研究结果大多都与Bauer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