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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国家利益 　　【摘要】 　　文章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国际社会层面和国内共同体层面两方面的内容，作为国家利益的物质载体的国家，也有其自身的组织利益。由于国家拥有合法垄断的组织，并可以凭借此工具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所以有时会带来国家权力内卷化这一弊端。 　　【关键词】 　　国家自身利益；社会利益；民族利益 　　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已经很多，在这方面，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满足民族国家全体民众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1]王逸舟则从国家利益所面对的不同场域来阐释，认为“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国家利益是综合加权指数。”[2]李少军则从利益方面界定，他认为“在当代，对于任何主权国家来说，其利益可以说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利的利益，另一部分是共享的利益。”[3]自利的利益只对一方有利，由此则导致排斥与冲突，共享的利益则对相关各方都有利，据此则导致合作与和谐。由于利益的驱动导致相应的行为，所以“国家利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有关国家行为的理论。”[4]张丽华则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查国家利益，认为“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关联更密切，增加了‘外向度’，同时认为根据利益大小来衡量，而不能一味地以利益性质来决定。更强调利益的功利性。”[5]学者们虽然从不同侧面讨论，但几乎都内含国家利益包括两个层面：国际社会层面和国内共同体层面，但大多都是从国际社会层面研究国家利益，很少考察对内的国家利益。 　　在国外，国家利益一词是博泰罗（Betero）在其1589年出版的《论国家利益》一书中首先传播开来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于1614年给这个词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所谓国家利益，即指为公益计，必须反对普通法。”[6]这里国家利益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各种法，来为自身行为（欧洲君主）的合法性作论证。近代，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在1934年出版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性研究》中主要考察了“国家利益”由“君主意志”、“王朝利益”演变而来的历史过程。[7]从此，尤其是在二战后，国家利益的概念在国际交往中被大量使用。在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那里，两者都将国家利益视为前提假定基础，并不置疑国家利益。两者争论主要在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还是军事利益，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玛莎?费丽莫则认为：国际政治学主要是定义国家利益，而不是为国家利益辩护。[8]她从国际社会中建构国家利益，她认为：“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9]同时，她也置疑了分析国家利益的方法论，她认为：“以国家（或其他分析单元）内的因果关系分析为基础而得出的结论可能被国家间（或单元间）的沟通和扩散所扭曲。”[10]受到这些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从国内共同体中建构国家利益。 　　一、总论 　　在国家共同体内，国家利益可以说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一种追求、好处。在此，国家作为主体，就不可避免的与国家的性质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采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从体系、过程和政策三方面进行考察。 　　体系层次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11]即国家有维护自身体系的要求，由此就产生国家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决定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即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体现国家的自利性。因为在此国家主体化，同时国家可以凭借其相应的组织结构也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于是国家就可以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一侧面，亨廷顿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它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12]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国家的适应功能则涉及其他共同体组织，包括社会、政党等，因为国家要从这些组织中吸收各种角色、资源，就产生了日常用语中的国家利益，即为了国家利益可以舍弃另一方利益，所以在这一侧面，由于涉及利益的分配，就容易产生不和谐现象。要么是国家的内卷化，要么是国家的集权化。 　　过程层次，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了权威性政策的输出[13]在这一方面，社会团体、政党，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在表达的过程中进行整合，最终被国家采纳，作为国家利益而制定出来。在此一过程中，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其他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融合，并最终以国家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看到：国家作为最终的一仲裁者所扮演的角色，当各种共同体利益都涌现出来时，国家面对这些进行选择，而此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利益的产生过程，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国家追求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利益是多样化的，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