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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摘要：近期媒体陆续曝光了多起影响重大的冤家错案，凸显出未能根除的陈旧刑事司法观念还在严重阻碍我国公正司法的进步。作为刑事司法的重要环节，公诉办案在防止冤假错案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诉部门在办理公诉案件中，必须摒弃“捕后必诉，诉后必判”，“疑罪从轻”等与司法公正相背离的传统观念，要树立以事实、证据为核心的案件审查制度，严格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并将检察监督职能贯穿在公诉办案的每一个环节，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关键词：陈旧司法；公诉办案；冤假错案；司法观念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及近年两高陆续出台关于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意见，凸显出未能根除的陈旧刑事司法观念还在严重阻碍我国公正司法的进步。作为刑事司法重要环节，公诉部门在办理公诉案件中，必须摒弃“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等与司法公正相背离的传统观念，要树立以事实、证据为核心的案件审查理念，并将检察监督职能贯穿在案件审查、公诉的全过程，防止出现冤假错案。 　　一、冤假错案成因简析 　　（一）主观方面的成因 　　第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国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但深受传统思想“有罪推定”的影响，司法实践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近几年媒体曝光的“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案”以及新近曝光的“呼格吉勒图案杀人案”等冤假错案，无一不暴露出办案人员传统落后的司法观念，即“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相当顽固。在“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下，侦查人员为了破案而破案，不惜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当事人的供述定案，这也是大部分冤案的一个共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中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在现实中，互相配合是常态，互相制约难得见，这主要在于长期以来“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彻底改变，“以审判为中心”的观念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完全树立。在一些对地方社会、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地方党委往往牵头召开公检法三家开案件讨论会、联席会，甚至在案件还没有进入到司法程序前就已经对案件“未审先判”。这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上有积极的作用，但这是以牺牲司法的程序正义为代价，长期而言得不偿失，应当严格树立“以审判为核心”的司法观念，杜绝任何形式的“未审先判”。 　　第二，长期以来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严重约束了各级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思维。立案数、逮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长期以来是考核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在之前某些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对执法司法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但随着司法理念的进步和司法改革的步伐不断加深，这样的考核指标已使司法机关自缚手脚，甚至为了自身考评的需要不惜数据造假。媒体不断披露出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说与这种不合理的执法司法考核指标也有很大关系，这已经是严重危害到了司法公正。批准逮捕是为了侦查的顺利延续，虽然批准逮捕也需要有犯罪事实为基础但绝不等同于起诉的标准，在深入侦查后出现新证据推翻之前的认定也时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能说当时批准逮捕就是错误的，而因为有起诉率的要求，公诉部门往往会选择起诉至法院，导致了“宁可错判，绝不错放”的怪现象，即便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发现新证据证明起诉有误，也不会选择撤诉或者允许出现无罪判决，而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与法院协调，争取法院“疑罪从轻，无罪从免”的有利于考核的判决。 　　（二）客观层面原因 　　第一，侦查过程的取证难以透明，非法证据难以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竭力确立和实践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司法正义。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不完善，以及刑事侦查天然的不透明性，导致在公诉阶段难以发现、确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侦查需要（包括保密、证人安全等原因）这些言辞证据的取得往往没有第三人在场，难以判断是否存在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存在，只要程序、形式合法公诉部门只能选择采信。近年来，检察系统普遍实行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公安机关也在一些重大暴力犯罪案件的讯问实施了同步录音录像，这不失为司法的一大进步，对冤假错案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仍有许多的侦查人员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无需同步录音录像之前的“调查期间”，甚至通过先以将犯罪嫌疑人以证人身份询问的方式，来规避某些案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