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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醉驾”入罪 　　摘 要：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问题，《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而用刑法手段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并不能有效达至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与风险防治因素为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新路径。 　　关 键 词：醉酒驾驶；规范理解；情境预防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作者简介：刘涛（１９８７―），男，安徽巢湖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备受瞩目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正式生效。“在刑法第１３３条后增加１条，作为１３３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自“刑修八”适用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所发表的有关“并不是所有醉酒驾驶的行为都将入罪”，还是公安部所持的“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的态度，［１］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醉酒驾驶成为一种犯罪，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当醉驾纳入刑法的规制圈下，并不意味着这个近几年在社会上引起多方关注的问题，运用了刑罚这种在多数人意识中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后，就会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刑法有其自身的价值，对于刑法条文的规范理解，正是为刑法找寻自身的设定范围，解决好进入犯罪圈的行为的规制。其次，在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上，刑罚只是一种事后调整，并不是社会控制的全部。“实际上，与刑罚相比，能够更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可能是行政的、经济的或者医疗的措施。”［２］（ｐ４２）相对而言，犯罪预防是事前干预。在两者对于价值追求的高度上、使用手段的缓急上还是最终的犯罪控制效率上，都有所区别。在“刑修八”的出台与适用过程中，也会像任何其他犯罪一样，在事前预防与事后惩罚上面临冲突与调和。再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降低人民的灾难，处罚醉酒驾车正是为了化解灾难，使得惊惧的交通事故、车祸的场景可以化减，灾难可以避免。［３］而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光靠刑罚的威慑与惩罚作用往往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社会是需要对惩罚性与防卫性措施的综合权衡而制定出的一个折中性的措施。 　　情境预防是与刑罚的惩治相调和使用的事前防卫措施理论。在情境犯罪预防模式下，针对特定的犯罪、即时的环境降低犯罪机会而使得犯罪变得更加困难。［４］对于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情境预防理论的运用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减少“醉驾”发生的几率，不仅可以降低“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还为防治恶性交通肇事行为发生提供了新的路径。① 　　二、危险驾驶罪的规范理解 　　⒈法益保护提前的博弈。将单纯的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是在法益还未现实受到侵害之构成要件前阶段刑法就予以介入，通过刑事惩罚的手段避免侵害法益的结果发生。因此，这是刑法对法益的一种提前保护。”［５］德国的罗克辛教授也认为，这类立法与其说是提供给民众更高的安全，不如说是因为预先转移的法益保护的结果的伴随现象。［６］（ｐ２７９）冯军教授在其著作中参考了德国解决此类问题的立法例，提出了“在酒后驾车及酗酒肇事日益频繁的情形下……鉴于这种陶醉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得需要刑法采取刑罚措施予以预防，所以对没有将这种行为作为独立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法秩序而言，就存在效仿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２条ａ进行新的立法补充的急需性。”［７］（ｐ２３７） 　　然而，在公共交通运输领域，对于法益，对于公众安全和利益的维护，并不是提前保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也必须在用尽刑法的各种前位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 之后，才能运用刑法手段；即便用尽了刑法的各种前位法手段，由于刑法具有不完整性，运用刑法时也需慎而又慎，能不用则不用。”［８］对于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领域必须首先考虑行政法处罚手段是否已用尽。而有学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应主要关注表现为过失造成严重伤亡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对于没有发生伤亡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予以犯罪化的社会需要还不存在，如果过早予以犯罪化，反而会引发社会的不满。［９］醉驾入罪，从而使对法益保护提前，但并不意味着保护公众的安全就此一劳永逸。法益保护提前并不能完全解决恶性事故的发生以及行政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法益保护前提下的“醉驾”入罪，本身就是一个